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谈片

寿恒小友：

     年底的来鸿，早已收悉。你嘱我谈谈对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的想法。虽然你要的 “杂志”，可以信笔而成“文”，但毕竟得是内行，方能谈出一些值得 “拜读”的道理；而我却是一名十足的门外之汉，我若真谈起来，定会惹你启颜粲齿，甚或 “腹立”——日本语管生气叫“腹立”，我觉得非常之妙，可与 “肠断”、“心碎”、“魂销”比美。

     对这个题目，我从未好好想过，或者说把一些思绪加以 “整理”，表述得能以让人看得懂。姑且拉杂而言之，希望你从拉杂中淘澄出一点滴“高见”。

     近来大家对 “告、传、实”三文学特别关注，其来由根源何自？是否也与欧美或海外 “文潮”有关？深愧不知。假使有关，那就另当别论，更非我所能妄加雌黄月旦。有一个时期，好像文艺理论评议界认为：凡一涉那个“实”字，就不是 “文学作品”了，“实”成了文学的大忌。依此主张，“实”之与 “文”，其关系乃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了，这很有点像西方语文中的 “小说”叫做fiction，义即 “虚构”。那样，“虚”才是“文”（至少是小说）的本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自己就深受此种说法的影响。好了——那么为何近今忽又流行重视起 “告、传、实”三文学了呢？难道是看那些 “虚构”的“作品”看得太腻了，转而要换换口味的问题吗？假使不过如此，则拙见以为 “胃口”既然时常要调五味，那又何必我们动脑筋去探索什么人文的大道理呢？

     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看，中国的小说原本就是史的一个支流，也就是“正史”、“官史”以外的秘密载记，可以称之为“野史”、“稗史”、“杂史”、 “外史”。史，要求的是实，与虚敌对。在这个意识观念下，看小说的人，总当它是史，是实——以为那是 “真”的。如若全虚，又何必对着一本书为其中的人、事、物、境而笑、而哭、而惊、而叹？

     尤其 “甚”者，中华文化史上，偏生又出了一个特大的天才、奇人：太史公司马迁。他老先生创立了史书的 “纪传体”。从此，“史传”二字成为一个重要的专有名词。太史公的那些可歌可泣的 “列传”文章，是什么“体质”？是史——可又是文！所谓 “唐诗晋字汉文章”，首先得让太史公为首位，这一点，大家从无异议。

     然则，西方的事我不懂，在咱们中华，从来文与史就是 “两位一体”，不可分割的，这是事实，是中华文化的极大特色。在这里，并不发生 “是非正误”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人本来的 “家当”，你首先得承认它，然后再试加 “评论”。

     既然如此，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目下流行重视 “告、传、实”三文学，乃是一种中华文化上文史合一的 “返祖”和“归根”的重要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也是轻视不得的。

     文学的真善美， “真”是领头的，真即是实。没有实，凭你多么超妙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是苍白无力的文字或“作品”。这样说，并不是要用“历史真实”去包办一切，要排斥或废弃 “艺术真实”。但 “艺术真实”也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追源溯本，这种艺的 “真实”仍然产生于史的真实。

     中国的传记文学 （包括“报告”与“纪实”而言），还有一个特点，也不能忘掉。就是史不但是文，有时更是诗。诗，不是指五、七言等等形式，是指它的本质与境界。如果缺少了这一层质素，那也会削弱中国传记的特色。

     太史公的有些列传，篇幅不大，也没有多少“具体事件”、“细节内容”，却包涵着一种富于感染力的抒情成分——这就是诗。其所以能令人可歌可泣，可骇可愕，是笔的魅力，而不光是 “事实”。笔，就是艺术了呀。但这艺术，是真实的，而不乞灵于 “虚构”。

     虚构为文学之万灵无上好诀妙用——这种观念不是我们中华原有的。

     陶渊明也许是中国第一个写 “自叙传”的人。他的名作《五柳先生传》，并不罗列 “事件”，不是履历表格。他只说此人家贫好读书，又不能追求“甚解”，有了 “会意”，就高兴得忘了吃饭。好喝口酒，也是不能常得??

     你看，这也叫 “传”吗？

     是的，这也是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这也是传记文学，而且可能是一种高层次的作品。

     纪实，不一定是传记，但传记必须纪实。报告不一定成为传记 （片断），但所报者也必然须是纪实。大家现在非常喜爱读——多知道点 “实”，实才最有魅力。太史公的英灵不远，他还在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与提高。你以为我说得是否太荒谬了吧？愿聆教言。并祝日进不息！

   周汝昌

  1992年 1月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