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鉴赏》序
1989 年孟夏，汉中尹博灵君由友人绍介，过余敝庐，出所临写唐拓石鼓文摹本来视余。自言学书有年，临摹家藏，沉迷日深，探索研讨，汇为稿本。不敢厚自宝秘，甚愿呈献同好。以我服役于出版界，属为推荐。
噫！我于古刻全然门外。闻言惊诧，心念此一叠写本，若果系临自
唐拓石鼓文摹本，无异为唐初石鼓被发现以来之又一次发现，为宋拓“先锋”、 “中权”、“后劲”三本外添一可供学术界书法界研究之新资料。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着眼，固当效绵力。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然亦极严肃端重之公事。是故首应酌情为之敦请专家予以鉴定与指导。
第念笔迹之存者，关中石鼓最古，世称千古篆法之祖。李嗣真 《书后品赞》云： “史籀堙灭，陈仓藉甚。”唐初大书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共称古妙；复经杜甫、韦应物、韩愈等歌咏，由此著闻于世。其质地为花岗岩，其形则似一高装馒头，并非如鼓。石刻文字不及青铜铸件抗磨稳定，寿命久长，因其暴露原野，风雨侵蚀，人为破坏，以致石皮颓落，原迹废毁。杜甫因有 “陈仓石鼓久己讹”之句，韦应物谓“风雨缺讹苔藓涩”，韩愈注意到 “雨淋日炙野火燎”的损坏。唐代确有拓本流传，韦苏州说过 “令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只以原石损坏，捶拓效果不好， “忽开满卷不可识”④。韩昌黎十分重视石鼓的历史价值，建议太学祭酒予以保护。他是看了拓本的， 《石鼓歌》第一句便说： “张生手持石鼓文。”然而，“辞严义密读难晓”，“年深岂免有缺画”。拓本为纸质，更经不起天灾人祸，几番风雨，鼠啮虫蚀。石鼓幸能在唐初出现，其厄运不下于生民。北宋梅圣俞诗云： “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偶见安碓床，亡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傍，以臼易臼庸何伤。”当日就有雷氏子好古， “日模月仿志暮强，聚完辨舛经星霜。四百六十飞凤凰，书成大轴缘锦装。”存字系举其成数而言。欧阳修云，所见拓本 “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有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郭沫若就 《中权本》所存字数，分全字、重文、半字、合文、赘文以计算之， “全字之数四百六十五，与欧阳所举数目相同。然如并重文合文而言，则远在其上。”
有关石鼓文及其研究，隋以前未见著录。左丘明、司马迁似未之见。唐初其名尚不甚著。唐宋诸家对其时代之考订，主宗周说者居多，亦有以为宇文周者；惟南宋郑樵首据秦器推断为秦篆。前二说要皆考据未精，率尔臆断，后人讥为 “幼稚可笑”。我国近代考古学前驱马衡，于20 年代撰 《石鼓为秦刻石考》，“特为正其名曰‘秦刻石’。”末段强调其名称亟宜辨正： “唐以来著录此刻者，苏勖、窦■皆以为‘猎碣’；其余皆以石鼓名之，此尤大谬。当刻碑未兴以前，只有刻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凡言颂德诸刻，多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 “立石又谓之 ‘碣’。”“此十石之形制，皆与之同。其刻上小而下大，顶圆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圆者；刻辞即环刻于其四面。此正刻石之制，非石鼓也；苏、窦 ‘猎碣’之名，差为近之。”关注考古论坛之郭沫若，1963年序马衡文集称： “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盖以马衡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于抗日战争时期，维护转运保存秦刻石鼓十具及故宫珍贵文物于西南地区，劳绩卓著， “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今仍名石鼓者，盖从俗耳。
然石鼓之研讨存在问题尚多。立石之年代，十石之次第，原文之考释与复原，拓本、写本、撰述之审理，均以尚缺信而有征之文献根据，石碣剥泐又难辨认，于今徘徊三畤原上，纵情畅想，恐亦难得其解。其不可臆定者，严谨之学者付之阙疑，不敢妄断。以此石鼓文之聚讼久矣！真赝杂陈，好事者穿凿附会，学者间纠纷不已。韩退之已慨然叹曰：“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比韩文公晚生七百余年的杨慎，本是好学穷理之人，惨遭朱明政府下放云南边鄙之地，好务博欲胜人之秉性未改。余尝游其新都故园，乡人谓慎于书无不览。猎奇搜异，记忆惊人。投荒之日，老而弥笃。记诵之博，论古之丰，居明代之首，然亦难免时有疏失。所撰 《石鼓文音释》三卷，自序称其前辈诗人李东阳得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东阳旧本录而藏之 （14）。 《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冯维讷 《诗纪》亦据以载入古逸诗中。《四库全书总目》云：“当时盖颇有信之者。”后陆深作 《金台纪闻》，始疑其以补缀为奇。至朱彝尊 《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揭示杨慎强增字句， “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其释 “■”字“尤为欺人明证”。且“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 ‘维■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于轼者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对明嘉靖间锡山安桂坡十鼓斋藏本，郭沫若尝云： “此间（指日本学术界——引者按）学人因有疑安氏二本为唐拓者，今案此说不确，事由 《作原》一石可以判定。”可见唐拓甚为学术界钦慕想望也。对郭氏石鼓文年代之考定，马叙伦亦不以为然，特著 《石鼓为秦文公时物考》及《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逾万言，举正郭说之遗失，彼此间讨论热烈。勇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之鼎堂，坚持其秦襄公时物之论见外，亦言 “马说虽与余异，然足以补正余说之处甚多”。前辈论学风仪，诚为学术研究领域中可喜可敬之典范。
尹博灵君以其所据、所临、考辨、论说及白话译解就商于余，尤以石鼓文唐贞观拓本摹本一事，余不能知，勉以访师求友，励志问学，再图精进之方。余以为按情理思之，应不厌其繁难。石鼓叙事史诗，为吾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中之重要一环，为人类文明宝库中之稀世瑰宝。尹君为余讲述其创获时，余立忆及郭沫若 《诅楚文考释》中呵责同时代之专家某君谓： “读书不细心，不能有所发明，竟连别人的发明也不能了解，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我引以鞭策自身，并建议尹君恭敬求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处学者专家，为之介绍访谒国家文物局之专家及当今学界之诸老。余向以为君子爱人以德，诲人不倦。学者奖掖后进，即所以自大其身，所谓薪尽火传，学业道术不知其尽也。十数年来，学术界气象有所开朗，老辈多了然指示后学以津筏之重大意义，新秀亦知敬老尊师与受业传道之关连。余勉尹君毋庸拘束踟蹰，应有立雪精神。纵遇个别高明或名高者，仍习惯于自我封闭，口是而腹非，亦不足怪，细心聆其片言只语仍可有所启悟也。
历史文物之鉴定，为极其严肃的学术工作，非徒口舌之争。真实无伪之物证为第一性的，它如师承、学衔、名位乃至政治等，都属第二性或第二性以下之名目而已。据云所临唐拓摹本不幸毁于丙午大火，亟宜根据已知线索，于天壤间穷源追本，尽人事以待机遇。 《史记?封禅书》亟言九鼎之神秘， “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郭沫若论断 “石鼓是襄公作西畤时的纪念碑”。向传师于北宋皇祐间搜得 《作原》一石后，曾以石补复之。郭氏论及其事云： “此代替之石及传师所补半石，意必尚存于人间。即 《作原》原石之上半为北宋土人所削去者，其零屑碎片亦必犹有残存。如再于风翔附近从事搜索，其被削去之文字或将有重现之一日也。”善哉！大手笔之畅想曲也。博灵之所临，果为唐拓之物证，幸能大显于世耶？尹君闻言沉思，余拭目以待之。
谨严从事与严酷萧瑟截然不同。学问之道，宜庄重和顺，即 《诗?召南》所谓 “曷不肃雍？”《书?洪范》谓“恭作肃”；《礼记?乐记》云： “夫肃肃，敬也。”应为对方设想而恭敬之。王国维乃一代宗师，论学则避咄咄逼人，所著 《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中综论诸书云：“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人之书以后不屑道。窃谓 《考古》 《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纪，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之所不能免也。” 《庄子?天下》尝言： “君子不为苛察。”海宁所言，有气度，识大体，洵为学术评论之准则。彼攀引师门，以烦琐苛刻为明察之辈，轻薄而不晓为学甘苦者，余恐其三读而仍无愧汗下也。
春去秋来，篱菊三放，博灵萧然青■，复抱稿本来见。云幸承京华长者多人指点，审阅批改，大加增益；又蒙周谷城、赵朴初、启功诸大老题署赏识。尤可欣喜者，归后忆及摹本旁有小注一行，记陕西耀州有清刻唐拓本石鼓文碑。乃亲至耀县药王山 “小碑林”寻访，竟于豢养大狼狗院中，觅得顺治十六年据唐拓制成之石鼓文碑刻，可与曩昔摹本相印证，足解历年临摹吟哦之劳。
余未能身登华原，扫尘剔垢，摩挲审视，惟展朱拓观赏而已，既引以为慰，且殊以为憾 （21）。与此同时，玄武湖畔好音传来，欣闻苏省决予版行，以扶持后进，兴化右文。值此拜金之风劲吹之际，此举诚令人感荷。是故余不能已于言，请以二事为出版者与读书界陈明之。
此稿为学术研究提供探讨驳难之资料。谭浏阳尝言： “哀中国之亡于静。” “言学术则曰‘宁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卒成 “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嗣同诚慨乎言之，故重视对待之理，即今人所谓树对立面也，以期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昌明学术与治术。余料尹君此稿面世，必可引起驳议，诸如唐拓摹本之流传，华原刻碑之依据，左重耀 《刻石鼓文铭》与杨用修“伪本”是否为旁系血亲，白话译解妥贴与否等情，盼有宏论公表。
余以为朱竹垞亦解人也，设如得见华原碑刻，将赏玩默想，当如何反思其对用修之严厉责难也耶？近年学者之辨伪者，于 “伪书”行间每善窥知其一二真价，引以为研讨之助，而不欲一律格杀勿论矣！犹记 1985年 5 月，中华书局出版邓散木编著 《石鼓斠释》，系其亲笔临写，据安桂坡十鼓斋本校补得四百七十三文，合重文三十九，合文四，共得五百一十六文。注释博采众说，参以己意，正其讹舛。十石次第，依宋绍兴时王厚之说，与郭鼎堂等殊。邓氏为篆刻名家，校释、摹写甚见功力。其不可臆定者付之阙疑，不欲苟同。彼书虽薄而有份量，惜乎未闻好古者评述之。知音如不赏，石沉大海焉！来自石鼓故土之尹君，或将有大幸运，若有呵而问之者，即其难得之福祉也。
于此又忆及王静安 《毛公鼎考释序》论文字考释之难云， “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讫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学术堂奥之探测，不能不允许迷失。闻尹君幼承家训，少而好学，言动与浮薄奔竞之徒有别。余切盼其稿为识者说三道四，前指后戳，甚至大张挞伐，推翻而粉碎之，即零落成泥，亦可供稍稍改良现时古典学术研究、弘扬传统文化之壤土也。
此稿亦为书法研究提供欣赏临摹之资料。石鼓文书体介于古文与秦篆之间，世称大篆，为研究我国大篆以及由大篆演进为小篆之重要资料。我国使用篆书，由商至秦，约有一千五百余年之历史。由春秋起，文字形体渐有改变。下及战国，许慎言 “诸侯力征，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出小篆，用火与剑来贯彻 “书同文”。追本求源，大篆在我国文字演进发展过程中居重要地位，而石鼓文为大篆之典范，世以为史籀之遗迹。唐窦泉 《述书赋》云：“篆则周史籀、秦李斯，汉有蔡邕，当代称之。俱遗芳刻石，永播清规。”徐诰 《古迹记》有“史籀《石鼓文》并为旷绝”之言，以其书法体态浑穆，画如屈铁。潘迪 《石鼓音训》故云： “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籀篆者，不可不宗也。”康有为 《书镜》谓：“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迩来学书青年，渐知其中韵味，颇有爱好临摹者，则此稿出而增一写本，以广闻见，可供参照。
石鼓文非徒法书，且亦有关文史研究。郭沫若谓其 “直接的社会史料虽然不多，但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却当作不同的评价。 《石鼓文》是诗，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辞用韵，情调风格，都和 《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尽管《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 《诗经》的文学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而且，石鼓刚好是十个，所刻的诗刚好是十首，这和 《小雅》《大雅》以十首为‘一什’的章法恰恰相同，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 《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 《诗经》的真实性。”余以为鼎堂此论，颇受韩愈 《石鼓歌》之启发。退之诗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被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世人每以退之为铁杆正统思想，其实此处所言大不敬。彼生存活动之年代，无不确认孔丘编辑、删定 《诗经》，竟以《石鼓诗》不收入《诗经》而斥编者为“陋儒”，如此胆大，可知退之文学见解深刻，看出 《石鼓诗》与《诗经》之时代联系。尹君稿本得以印行，非徒有益于书法艺术之观摩也明矣！
江苏近曾印行清末人周鼎 《石鼓文》藏本，今又拟印尹博灵之《石鼓文鉴赏》，于汹涌之 “向钱看”冲击波中真能坚持向前看。吾乡古谚有 “版版六十四”之说，以讽拘泥陈规、不灵活者流。今苏省出版界富有开拓意识，致力弘扬祖国文化，奖掖青年新秀，推动学术探讨，版版不沾铜绿臭！素有声名文物之邦称号者，可告无愧于读者矣。苏东坡 《石鼓歌》云：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万古斯文，触动诗人遐想， “遂因鼓颦思将帅”。余为昌明学术者合十。
公元 1992 年 1 月 10 日，
射水戴文葆谨识于京都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