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现实
郭沫若
上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作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像在催促着说：
“姐姐妹妹们，飞罢，飞罢，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罢。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太戈尔的英文诗。
读到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美。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没在花园的坟垒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来，我打算到静安寺前的广场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③的门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像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从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像漆黑了的一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
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笑痕。
有两三个孩子也走来站在我的旁边，小女儿却拿她的竹竿来驱逐。
四岁的小女儿，是她瞎眼妈妈的惟一的保护者了。
她嬉顽了一会，把布带给了她瞎眼的妈妈，她妈妈用来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丐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随着她们，一面想：
“唉！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那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不是她们母女两人留在晚间用来御寒的棉被吗？
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④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点路声??是走向墓地去的进行曲吗？
马道旁的树木，叶已脱完，落叶在朔风中飘散。
啊啊，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随她们走到了静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随她们了。在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1923年冬，在上海
《梦与现实》导读
《梦与现实》创作于1923 年冬天，以后曾收入 《沫若创作集》（1928年出版），解放后编入 《沫若文集》第七卷。这篇散文分上篇和下篇，上篇写梦，下篇写现实，或许是缘于这个原因，诗人便把这篇散文的题目拟为“梦与现实”。
郭沫若曾在 《塔》的序言里交待过他当时的心情：“无情的生活，一天天把我逼到十字街头。像这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这段自供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篇散文的创作动机。当时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他一方面雄心勃勃投入了他心之所系的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中去；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调整心态以求适应新的环境。这篇散文就比较典型地表现了诗人在梦与现实之间徘徊张望无可适从的心态。
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厨川白村则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文学不是伟大的梦幻者便是永不妥协的人类的揭发者与诅咒者。因此，歌德就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而诗人就在这不足 1500字的短文里，为自己派定了这样的两个角色。他就像两面神雅努斯(Janus)一样，这位罗马神话里天宫的守门人，在同一个脑壳上长出了两副面孔，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也 可以带来黑暗。
在兆丰公园与上海的里弄之间；在 “适意的梦境”与残酷的人世之间，诗人的灵魂被撕裂了。而泰戈尔诗集中那位 “盲目的女郎”和福煦路门口那位带着女儿的 “瞎眼女丐”也茫然不辨彼此了。作者有意识地利用了梦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制造出一个奇妙的 “瀑布效应”。这“适意的梦境”顺着悬崖跌落，终于在悲惨的人世间被撞得粉碎。
（王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