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华北武装走私奇闻
走私有 “理”，缉私有“罪”
1935年5 月17 日，秦皇岛海关派驻山海关的关员，率领巡缉队员数人，身佩短枪，正在山海关西长城段巡逻。当他们走至角楼湾附近，突然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向长城外面掷下一个装得鼓鼓的麻袋。与此同时，从长城下面隐蔽处冒出了两个人影，仓皇地将麻袋扛起向远方逃逸。巡缉员见状立即疾步赶上大声喝道： “站住！”城墙上二人见势不妙，慌了手脚，其中一人不顾一切，纵身跳下长城，一瘸一拐地尾追那二人逃去，另一人未及跳下，即被巡缉员逮住，押回海关，他招认麻袋里装的都是银元。
10天以后，秦皇岛海关得到举报，称有两个状似日本人的人，向长城东北隅的罗城抛下了一包银元，要赶快派人前去检查。海关当即派员奔向所报地点察看，果见有两个包裹抛在
城外墙脚。又见一人慌慌张张从城墙上跳下，跌入城墙外田氏中学院内，致遭重伤。关员当即将墙外两个包裹用铁钩钩起，果是两包银元。
这是当年华北白银走私的两个小插曲。像这样的走私活动，已非一日。开始时，只是个人随身携带几十、几百元，偷运到关外。后来愈演愈烈，有用汽车上偷运出境，有混入火车上行李包夹带偷运。缉私人员从开往山海关的火车上，有时一天可以截住200 多走私者，没收银元可达数万元。但尽管如此，银元走私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加猖獗，估计每天走私出境可达 40万元。银元先是由各种渠道私运到山海关集中，然后由乔妆成伪满警察的日本人，将银元包运至东罗城上火车，再转运至沈阳、大连发往美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又于 1933年和 1935年先后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 “非武装区”，遂趁美国政府 1934年实行大量收购白银之机，由日本人出面，在关东军支持下，在华北勾结大批日本、朝鲜浪人、汉奸走私商贩，无视中国海关主权，在海上、陆上，大搞进出口武装走私，在国际上造成 “华北已经独立”，不再属中国管辖的形象。
为此，日本对我海关缉私，早就视为眼中钉。这年5 月份两次缉私事件发生后，他们由军方出面，气势汹汹地向秦皇岛中国海关提出了蛮横的要求，声称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已将长城割让给 “满洲国”，中国海关不得再在长城执行巡缉，如中国方面不予承认，日方将把海关人员全部逐出山海关，同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受伤人员损失。
国民党政府为息事宁人，除对日方要求一一照办外，并立
即指令缉私人员，从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一线撤回，并为“防止发生误会肇事”，命令缉私人员此后一律不再佩带武器，收回所有枪支。从此，华北大门完全向日本敞开了。
运输队怪哉，缉私员屈煞
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向关外，关外的走私货，则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涌进了关内。
1935年9 月，山海关车站外的大马路上，一支谁也未见识过的“运输队”， 耀武扬威地开了过来。这是一支武装走私运输大队，它由上百辆马车，200多人组成，车上满载货物，前后各有武装马队20 人开道、护卫。一个日本浪人，手持盒子枪，昂首阔步，怒目而视，率领着这支队伍在中国山海关查验所大门前喧嚣而过。中国缉私人员，个个憋着一腔怒火，却谁也无法过问。
1935年9 月7 日，山海关车站内。一列西行入关的火车，正在站内待发。徒手的中国缉私人员进入站内、见有朝鲜浪人多人，守护在待发的私货列车房。他们正准备上车查验时，一言未了，突然有50 多个朝鲜浪人，个个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棍、石块等物，蜂拥而出，将中国海关人员团团围住，棍石交加，赤手空拳的海关人员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结果多人受伤，而私货列车却长鸣一声疾驶而去。
山海关车站如此，其他各地的中国缉私人员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秦皇岛缉私队长，因扣留了私货火酒，遭到日人殴打致伤。日本浪人甚至闯入山海关海关的监察长院内，野蛮殴打海
关人员，将被没收的私货劫走。天津小西门卡所的关员和警长，甚至遭到了日本浪人的绑架，卡所办公室被占据，枪支被劫走，已被没收的私货全部被夺回。
海盗成 “主人”，主人成“海盗”
走私规模更大的是在海上。
1935 年春，在冀东留守营的海滩。距离岸边 10 几米处的海面，停泊着几艘满载货物的渔船，几十辆马车，正在忙碌地运送着从渔船上卸下的货物。这批货物，又是从停泊在几百米外的海中的机帆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品种繁多，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纸、煤油、润滑油、颜料、车胎、罐头食物，等等。因为全是走私货，机帆船不敢公然停靠码头，只得远远地停泊在吃水较浅的海滩外，搞起 “马车、渔船、机帆船”这样的接力运输来，然后再偷偷地发往天津等地转运内地。
在 1936年春，走私的规模大大升级了。
在北戴河海湾里，大小船只密密麻麻，往来频繁，全都是走私船只。这些船只，载重有数吨数十吨的，更有数百上千吨的；船主有日本人、朝鲜人、汉奸商人的，更有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系统的；走私货物，应有尽有。可谓无货不私，无私不走。所有船只，都有朝鲜浪人或日本浪人武装护卫着，就是看不到中国缉私船只和人员。
这些走私船只，大都是从大连开来的。除了北戴河，秦皇岛、南大寺、留守营、昌黎等北、东沿海各口岸，无不如此。最多时，各地口岸停靠的走私船，曾达 1.2万艘之多，各个码头上，走私货物堆积如山。
日本方面诡称，根据日本法律，向中国走私是正常的“特殊贸易”。为了使这种“特殊贸易”通行无阻，他们自1935年起，即操纵冀东伪政权在唐山设立了 “检查所”，在秦皇岛、北戴河等地，设置了 “检查分所”，从而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华北的海关行政权。同时叫嚷如果中国海关对走私船只进行检查，日本将视作 “海盗”行为。中国缉私船只，不但不能执行缉私，反经常遭到日军炮击，被日军堵截。
“走私”不但合法，而且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公开成立了一个石河转运公司，雇有中国搬运工千余人，专事搬运走私物品。在山海关和秦皇岛等地，也有走私的专业组织。在天津成立的专营或兼营走私的“公司”或“洋行”，更是多如牛毛，足有二三百家之多。日本还成立了海上运输保险公司，收取高额保险费用，使走私者更有恃无恐。
华北走私活动至 1937年抗战爆发，历时长达3 年有余，给中国财贸海关、金融工商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灾难。白银走私数额，最高时曾以每月 1500万元的数量被偷运出境，致使不少银行、钱庄倒闭、停业，加深了金融危机。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走私期间累计减少2亿元。致使中国主要民族工商业如纺织、缫丝、火柴、卷烟、面粉、食糖等都先后因抵挡不住走私突袭而陷入绝境。
走私的恶果，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愈益高涨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1935年底，北平爆发的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武装走私”就是当时斗争口号之一。
刘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