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遇害前后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而流亡欧洲，并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遗志。1930年5 月，邓演达回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活动方便，他们彼此往来均在偏僻的马路上用英语交谈，使特务无计可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中国国民
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 8 月 9 日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 10 个省、区的代表30 余人。邓演达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他起草的政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并推举他为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大会结束后，邓演达从上海到东北、华北等地考察，并抓了几项工作：一、举办干部训练班；二、组织黄埔同学会；三、进行军事策划。邓演达的积极活动，在国内迅速产生了广泛影响。南京、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浙江、武汉、山东、河南等地 14个省市先后迅速成立了 “第三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区别于蒋介石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对蒋介石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极为忌恨，以30万元悬赏捉拿邓演达，伺机对他进行迫害。
1931年8月17 日，邓演达出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的干部训练班结业式，宣讲国内外形势。与会者正听得入神时，叛徒陈敬斋带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中西包探突然闯进来，邓演达立即明白了敌人的来意，便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但敌人还是把邓演达和 10余名同志脚镣手铐押到英国巡捕房，关在一间只有1丈见方的临时囚室里。下午3点多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吃一点水泡饭。邓演达鼓励难友们：“打起精神来！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把戏。”在巡捕房受审时，邓演达写下了一篇自述，简略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并表明他的奋斗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
8月18日上午9 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邓演达进行了审判。下面摘引一部分审讯记录：
审判长问：你赴愚园坊20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咋日是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时被捕的。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体现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
接着审判长问辩护人意见。律师张志让和蔡六乘先后指出：这是一个为中外人士所关注的案件。如果将被捕者交警备司令部，将给外人攻击中国司法制度以口实。其次，邓演达是研究经济的，昨天讲的是经济问题，全无“危害民国”之言论，他在公共租界内被捕，管辖权属于江苏高等法院，请勿移送警备司令部。但审判长仍宣布将邓演达移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为此，辩护人提出抗诉，被审判长驳回。19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人到法院将邓演达押走。
8 月 21 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三元巷军委会内。临行前，他托人转告难友们：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这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安排了一个营救计划：邓演达有一个学生叫许沅圃，也是 “行动委员会”成员，他有一个排驻防在三元巷，负责监护。每星期日晚轮到他的亲信卫兵值班。他认为这是营救邓演达出狱的良策。为了实现这一计划， “行动委员会”还筹措了5 万元经费，作为卫兵眷属的转移费用。不料准备工作刚刚就绪，蒋介石又将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一所空屋内 （后来才知道是富贵山炮台废址），这就使营救计划全部落空。邓演达移解后，通过看守传出一张亲笔字条，上面用红铅笔写道： “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茅屋内，以后通信将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蒋介石抓到邓演达之后，起初觉得难以处置，即所谓 “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但不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孙科等人以蒋介石下野作为 “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的教育长——邓演达，受邓演达影响的黄埔各届学生至少有5000 人以上。于是，下野前夕的蒋介石下了决心：秘密杀害邓演达，以免动摇作为他统治根基的黄埔力量。1931年 11月29 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诡称要将邓演达转移到汤山。囚车开到南京城东麟麒门外沙子岗时，司机佯装汽车抛锚，王世和要邓演达下车。邓刚走出车门，身后枪声突起，这位忠勇奋发的一代英杰成了蒋介石阴谋的牺牲品，死时年仅36 岁。牺牲前，他在狱中书写了一幅对联：“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
1931 年底，从何应钦那里传出了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宋庆龄将信将疑，于 12月14 日赴南京质问蒋介石，并强烈要求跟邓演达见面。她不住国民党的宫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的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她也拒绝乘坐国民党当局预备的小轿车，而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原想敷衍一下宋庆龄，但最后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出了一句实话： “这个人你见不到了。”宋庆龄悲愤至极，一下子把茶桌掀翻，面斥蒋介石祸国殃民，蒋介石慌忙躲上了楼。
12 月 19 日，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然后由 “行动委员会”中央直属区的负责人杨杏佛、谢树英译成中文。 “宣言”严正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宣言”深刻揭露：“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 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的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宁粤合流的实质是： “和平分赃，统一作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道”。这份 “宣言”，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后又登载于 12月20 日的上海《申报》。在宋庆龄的激励下，北平、天津等地举行了悼念邓演达的活动，不少人表示要响应宋庆龄在 “宣言”中提出的 “消灭军阀官僚，实现社会主义”的号召，化悲恸为力量，跟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先生在《哭邓演达先生》诗中写道： “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
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