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搬上荧屏
蜀芹 雄飞同志：
《围城》电视剧本读了。剧本力求忠实于原作，写得流利晓畅，娓娓动人，给电视片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我有些未必对头的想法，提供如下，请供参考。
（一）《围城》是“五四”以来屈指可数的小说名著之一，在国内外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崇高的声誉，许多读者一卷在手，如醉如痴。改编文学名著，经常遇到的困难是读者先入为主，容易发生欣赏上的心理距离。未读过的，震于原作的盛名，也会有些不易餍足的要求。对此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付出比一般电视片创作更多的心力。
（二）《围城》才华横溢，有独特的风格，如何传神地移植，不失原作的韵味，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小说里笑料丰富，带有很多喜剧色彩，但本质是悲剧性的，是对社会和人性病态的针砭，辛辣的讽刺背后，含蕴着怜悯与同情，冷峻中有炽热。我设想，荧屏上应该带来愉快，使观众畅心适意，而又有橄榄式的回甘。要防止流于油滑，更要防止无效的逗笑。在电影和电视上，常见这种不能发火的潮湿花炮，使人看了难受。
（三）小说结构和戏剧结构不同，《围城》没有设置人为的悬念和高潮，它的巨大魅力，在于心理描写深刻生动，感情潮汐起伏跌宕，变化莫测，反映出世路崎岖，人事无常。情节进展如一江春水，款款而流，不断展现各种人情世态的戏剧性场面，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围城》的结构形式，很适合拍摄连续电视剧。但电视观众数量庞大，层次繁复，如何使这十一集电视片做到雅俗共赏，具有持续不懈的吸引力，仍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围城》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多半是留学生，评论家称之为“新儒林外史”。人物一个个有血有肉，传神阿堵，有时有些夸张，却都真实可信，和有些电影戏剧上定型化的人物大异其趣。因此物色合适的演员，非常重要。演员的形象、气质、涵养，是决定片子成败的关键。特别是方鸿渐这个人物，表面潇洒聪明，玩世不恭，骨子里温柔敦厚。有时也使些小坏，却又不失耿介，不愿随波逐流。角逐情场，经常陷于被动。性格很矛盾，也很有特色。担任这个角色的演员，特别重要。
（五）《围城》扫视的社会层面极其广阔，人物众多，而方鸿渐的感情纠葛贯穿全剧，有如车轮战。他和鲍小姐的调情，是归国途中萍水相逢，逢场作戏，却遭到了对方的戏弄。 （处理这场戏，要注意避免方鸿渐一上场就造成花花公子的印象。买假博士文凭的细节，弄得不好，也会使他变成骗子。）和苏文纨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一方恩威并施，一方防御犹移，暴露出他的意志薄弱，是个 “道义上的懦夫”。和唐晓芙的热恋，双方动的都是真感情，却因挑拨和误会造成了决裂，正好应了赵辛楣对他的考语： “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和孙柔嘉的结合，完全是阴差阳错，被动地堕入爱情的陷阱，又不甘真当俘虏，最后因性格冲突而演成悲剧。这结局也宣告了他人生战场上的失败。四个女主角不同的个性，反映出她们不同的生活坏境和社会地位，这些细微曲折的悲欢离合，如何处理得鲜明、生动、准确，很值得仔细推敲。
（六）原作妙语珠联，警句层出不穷，幽默而富于哲理，剧本已通过对白和旁白，尽量运用。只是觉得还没有利用充分，未免可惜，因为原作在这方面太丰富了。但文字功能，读和听的效果不一样，阅读便于吟味咀嚼，听却容易疏略，必须辅以富有暗示力的表情动作、细节描写，才能烘云托月，克奏肤功。例如那只方家祖传的老钟，意蕴丰富，弦外有音，小说结尾说：“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如何把这种意象表现出来，恐怕就要用许多具象的铺垫和准备，才能最后产生效果，使那些讽刺性的钟声，真正慢悠悠地打到观众的心里，甚至画面渐隐以后，钟声还可以在空白的荧幕上连续响几下。观众是性急的，看戏到结尾，常常失去耐性，注意力涣散。成功的作品，不但能够一直维持强劲的吸引力，到了最后，还能使观众一唱三叹，感觉意味深长，有馀不尽。
（七）《围城》的背境是抗日战争，和当前的观众距离已相当远了，注意时代特征和战争气氛的渲染，重现小说里的典型环境，是重要的艺术手段。剧本为此花了不少笔墨，但子爵号上军官妻子跳海，却显得突兀，是否必要，可以考虑。旧社会的习俗风情，也同样显得隔膜，是否要请一位熟悉情况的通人来顾问一下？例如对人的称呼，儿女向别人称自己的父亲为 “家父”而旁人不能称 “家父”；对朋友的儿子，习惯称“世兄”，而不是“世侄”。
由 《围城》的摄制电视，我不觉想起佐临同志的导演风格，特别是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艺术。蜀芹家学渊源，相信一定会把 《围城》拍好。我以上这些意见，是否有当，请你们裁夺，也希望得到佐临的指教。
柯 灵
1989年 10月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