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对民国总统的 “名誉诽谤”案

     1919年 9 月 15 日，上海 《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为 《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 “某君戏作”，以诙谐幽默、辛辣嘲讽的笔致揭露了安福系对外卖国，对内独裁的嘴脸，由此引出了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 “名誉诽谤案”。那么，这篇 “戏作”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致对簿公堂。原来该文将安福系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排成如下世系表：并加以说明，指出安福系成立后，一味依靠日本人，与之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等合同，肆意出卖国家主权，不言而喻，日本人是安福系的 “祖”。该系以段祺瑞为首领，一切行动唯段马首是瞻，而段不亲自出面，显然为 “老太爷”，为“父”。徐树铮为段的心腹干将，无论表面上还是事实上皆是 “主体人物”，而王揖唐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代小徐出面组织，精心筹划，充任党魁， “非克家令子而何？”倪嗣冲自始至终协同徐 “捣乱”，挟势力吓人，在小徐与靳云鹏争宠失意后又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自是 “贤兄”无疑。曾毓隽主持党务，势力介于徐、王之间，“非弟而何？”朱深长司法部，与小徐关系极深，在其权限范围内处处承顺小徐，方枢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即小徐替身，其为议和代表亦代表小徐，无疑，朱、方 “皆佳儿也”。龚心湛原非安系，只因热心作官，投入门下，而安福系除用龚抵挡风浪以外，对他却不很爱惜， “恰合螟岭子之地位”。张弧新近投入安福系，为安福系收买非法议员数十人，又竭力为王揖唐效劳，自是 “新结拜之干儿也”。徐世昌为非法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 “则为私生子亦无疑也”。至于其他人的地位皆在上述诸人之下，而皆有 “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亦宜也”。惟有袁荣叟本为研究系骨干，近投安福系门下，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 “则螟岭孙之得意者”。

     这篇 “惹祸”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政府恼羞成怒，遂委派穆安素律师为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指控 《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并票传该报经理邵仲辉 （即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二人到庭。10月1 日，邵、叶二人延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自行投案。10月3 日，法院开庭，首先由原告律师提出控告理由，接着邵、叶二位被告进行申辩。随后，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被告律师林百架首先为被告作无罪辩护，陈述了三条理由： （一）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言论的权利； （二）原告控案，应由北京当局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 （三）原告指控的文词原为游戏性质的政策批评文章，未违反宪法规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况且，该文本意是为了促进中国有良好政府，俾中国人民永享和平之福，并无任何侮辱意义。进一步言之，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举动越出了宪法规定的自由范围，也不能认为被告有罪。总之，原告实际提出的证据与控告实际依据的法律之间相距甚远，毫无符合之处，不能视为有效，法庭应将此案注销。

     被告律师辩护后，原告穆律师当即起身反驳，称 《民国日报》所载之文足以促使社会舆论讥笑 “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不但侮辱了他们，而且容易引起民众对他们的轻视。他认为，对此案应从四方面考虑： （一）被侮辱者之地位； （二）侮辱之方法；（三）侮辱时间及方法；（四）侮辱人之地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二位被告身为报馆主笔，皆受过高等教育，明知该文有侮辱性质而不加删裁，仍旧刊用，用心极为险恶。不仅如此，此文一经登载，使得南北和谈双方愈难接近，于中国未来和平前途大有妨碍。总而言之，被告以上海为避地，极尽诽谤、侮辱之能事，贬损政府官员声誉，情节恶劣，无疑应受到法律严惩。

     法庭在听取双方辩论后，进行了庭议。迫于安福系的淫威，作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称 《民国日报》所载文章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惟“侮辱大总统”一层属实，案情重大，最终判邵、叶二人各罚洋 100元。轰动一时的 “名誉诽谤案”就这样匆匆结案了。

                                                                       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