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帮助蔡锷脱险真相

     天津 《今晚报》于1986年5 月16 日登载了一篇《关于蔡锷脱险的新解》的文章，首次披露：当年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羁绊，潜逃出京的历史功臣，是现代著名学者、画家、书法家张宗祥，而非外界历来所传言的小凤仙。嗣后，上海 《文汇报》于同年10月4 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改题为《帮助蔡锷脱险非小凤仙》； 《报刊文摘》亦加以转载。

      《新解》依据何在？作者说：最近在浙江省图书馆发现了张宗样先生所撰 《记一幕猴戏》，在其后记中说：“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公侠 （陈仪）得悉的，由于其他人都参加了进步党会，‘皆袁氏注目’，很难接近蔡锷，唯有张宗祥平时 ‘不参加任何党会’，无‘政治色彩’，而‘追蔡之信’又事关重大，因而

     富有爱国之心的张宗祥毅然决然自动要求担当起去送信给蔡锷的重任。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也是由张宗祥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的”。笔者近日有幸翻阅张宗祥手稿 《记一幕猴戏》，反复研读，觉得手稿所记与 《新解》作者所谈大相径庭。

      《记一幕猴戏》中提到蔡锷离京赴津、东渡日本之事计有两处。一处为正文第9 页第 1面： “又数旬而蔡氏易装遁矣。袁氏知蔡遁，命陈仪追之。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知此事，陈仪又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于是赶陈前先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迨陈至津，历访蔡之友人，均不得踪迹，废然以返。”另一处见后记：“予向不参加任何党会，因百里（蒋方震）识松坡 （蔡锷），二人皆进步党，往还意气之间当相得。公侠追蔡之信既得，他人皆袁氏注目，予时一冷曹，且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兼在津市赁一宅。”

     将 《新解》文字与张老的叙述两相对照，不难看出， 《新解》的错误之一是：将后记中 “乃自任之，速蔡行外”解为张宗样在北京给蔡锷送信井安排和陪同蔡锷前往天津。殊不知蔡锷早已 “易装遁矣”，而张宗祥“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就是自告奋勇赶至天津， “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据有关史料，蔡锷离京赴津是得到袁世凯批准的，并非秘密行事。当时，蔡锷已患喉症，经日籍医师证明和向袁世凯请假获准，于 1915年 11月住入天津日本医师开设的共和医院，趁机加紧筹划和布置反袁事项，并经常往返京津之间。所谓张宗祥一手安排和陪同蔡锷

     逃离北京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蔡锷最后一次由北京去天津是 1915 年 11月17 日，同月19 日即离津潜往日本，然后转道赴滇。张宗祥急匆匆赶往天津送信从情理推测，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二、三天里。

      “新解”的错误之二是：将袁世凯命陈仪到天津追蔡锷误解为“袁世凯要 ‘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仪得悉的。”张文说“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指的是蒋百里。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早陈仪两年。陈仪受命之后向蒋透露了消息，蒋因陈仪此时固执愚忠，不能说服，转而与张宗祥商量，张宗祥乃自告奋勇接过了任务。袁世凯命陈仪追蔡，而追蔡之信首先由蒋百里得悉，这才是张老自述的原意。

     在关系反对帝制斗争成败的关键时刻，蔡锷的同谋者蒋百里为什么想到了一介书生的张宗祥？张宗祥又为什么慨然允诺，甘冒危险充当报警信使？原来，蒋、张是浙江海宁同乡，又是同庚。1898 年年仅 17 岁的张宗祥就已与蒋百里在切磋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因为两人的友情非同一般，蒋才放心透露机密，张也毅然自告奋勇。

     综上所述，张宗祥对反袁斗争的贡献是，在蔡锷行将转道日本赴滇的前夕，及时报答，挫败了袁世凯最后一次的追蔡阴谋。这就是这段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