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十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序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 《论语》
一
不知是历史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考验，中国新文学运动发难以后的三十年，竟和战争结了不解缘。开场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尾相衔，临末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程。莽莽神州大地，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凌鱼肉的同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革命战争重叠交错，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轮番袭击。到抗日战争的炮声一响，国家已经走到存亡绝续的边缘。新文学运动的风雨阴晴，都和这动荡的时代息息相关。
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惨烈、痛苦的经验，也是足以自豪的光荣篇章。当年身历其境的作家，和全国军民戮力同心，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终于击退现代生番的野蛮入侵，保卫了我们列祖列宗亿万斯年鞠育经营的神圣疆土，洗雪了百年积弱造成的丧权辱国之耻。海外侨胞和作家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时期的文学成果，应该放在历史天平上，给予充分的评价。
抗日战争非凡的艰苦性，还由于我们不但面对深入国土的强大敌人，本身更处在抉择中国命运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夜，救亡图存、同仇敌忾的大旗下，始终存在着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民主与专制、御侮与阋墙的深刻矛盾，如烈火洪炉，锤炼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
二
侵略战争造成文学队伍的大流迁，作家为抗战奔走号呼，在连天炮火中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大量结集在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许多寻求理想、向往未来的作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陷于敌手的北平与上海，特别是 “孤岛”时期的上海，也依然有作家在侵略者铁蹄下坚持苦斗；有的作家联翩南渡，把抗战和新文学火炬隔海传递到香港。不论环境如何杌陧，条件如何艰苦，作家都没有搁笔，放弃自己的职责。
散文创作在不受积极鼓舞的相对冷落中，也没有辜负这重要的时代。老辈作家坚守岗位，为数众多的新手次第登场，现在多半已卓然成家。体貌风格，因人而异；视野有宽窄，观察有疏密，感受有深浅，笔致有文野，共同的基调是对祖国的热爱，对日寇的仇恨，对胜利的坚信。但也不乏人情世态的描画，山河岁月的咏叹，因为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的生态不会在战火中消失，只会变得更加强烈。属于“五四”一代的冰心，在故都陆沉后弃家出走，视历年荟贮的书画典籍、艺术与感情珍品如土芥，千里流转西南，宣告 “战争夺去了毁灭了我的一部分珍宝，但它增加了我的最珍贵的，丢不掉的珍宝，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信心”！她用 “男士”这一笔名写的《关于女人》，笔端由母爱和童心移向女性群像，因为女性意味着温柔、忍耐、痛苦、牺牲和勇敢，也就意味着 “无我”，这就把人性揳入历史的深处，境界渐宽，感慨遂深。典雅清婉的文风，溶入流畅平实。冰心今年已到九十高龄，依然勤思健笔，谡谡如松下风。她把自己创作变化的历程，概括为 “甜酸苦辣”四字，战时正是她由甜转酸的阶段。丰子恺亲切自然，自成一家。他并不标榜性灵，但明心见性，字字掬自肺腑，行文也质朴无华，不矜不躁，不事藻饰。他在故乡石门湾苦心构筑的缘缘堂，战事初起，就毁于日机的滥炸，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备尝艰险困苦，却胸襟豁达，随遇而安。由于他的文名和画名，常在逃难中得他的倾倒者慷慨相助，绝处逢生，朋友笑说是 “艺术的逃难”，他自己却说不如称为 “宗教的逃难”。宁静淡泊的习性使他认定人生最高境界是宗教，但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他文画并作，爱国热情如沸，而文格依然明净爽飒，从 《辞缘缘堂》诸文可窥一斑。老舍一洗过去的幽默潇洒，满腔激情，把全部活力倾注于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作品也以激扬民气、鼓舞斗志为主。 《五四之夜》给重庆大轰炸留下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满城烈焰冲天，满街遍巷的断墙碎瓦，生命重于泰山而轻如尘土。大火未灭，月亮出现在烧得通红的天空，而敌机又来夜袭，残暴的轰炸激起更强烈的敌忾与仇恨。 《我的母亲》是悼念之作，感情沉挚的至性文章，寄托他对慈母病逝北平的悲痛。骨肉情亲，因战乱而愈切，正是人同此心，收入本集的同类作品，就有六篇之多，其中包括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一篇。巴金风尘仆仆，不断有长篇巨制问世，同时也进入了散文的丰收季节。热情如火，笔致如大江奔流，依然是他的特色，这和他表达的内容是浑然一致的。他的心似乎永远为真挚的爱和深厚的同情骚动不安，梦、灯光、友情、温暖，是他散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形象和字眼。他晚年震撼性的 《随想录》，可以在此找出一脉相承的渊源。王统照和郑振铎蛰居上海，前者在 “孤岛”时期以 《炼狱中的火花》、《繁辞》为题，抒写蕴含诗意与哲理的短章，为数可观。后者在战后作 《蛰居散记》，劫后余生，痛定思痛，回顾黑暗岁月的悲愤怆痛，足为千秋龟鉴。叶圣陶所作不多，谨严笃实，一如往昔。茅盾长于论析，理胜于情。沈从文执著于湘西神秘朴野的风土描绘，冯至借憧憬荒山僻野唱人的赞歌。吴伯箫、刘白羽、孙犁、杨朔、丁玲诸家，展示了战斗场面，也展示了解放区的新生活、新文风。
梁实秋的 《雅舍小品》，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不妨相提并论。这两家都是学者兼翻译家，所作小品，冶散文杂文于一炉，风貌颇多近似，有的连内容题目也几乎雷同，但剪裁意蕴，各有蹊径。人情长短，世态纷纭，信手拈来，都成妙谛，而谈笑从容，庄谐杂出，弦外有音。如听博识家清谈，娓娓入耳；又如倩麻姑搔痒，惬意快心。工作更贴近现实。
钱钟书的 《写在人生边上》，戛戛独造，使人耳目一新。思路活跃、深刻、犀利，或天马行空，或鞭辟入里，或一针见血。针世砭俗，或锋利，或婉曲，或反讽，或借喻，都能耐人低徊，有会于心。钱钟书和王、梁都学贯今古，博通中西，而文字雅驯，合乎中国民族传统，不见 “五四”以来泛滥成灾的西化影响。不过王、梁是文白交融，流转圆熟，而钱作则是精纯透明、富有表现力的白话，三者都显示白话文的成熟程度。比较而言，钱作更迫近现代，给散文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家慷慨献身的事迹，应该载之史册、与日月长存。创造社的两位元老，郭沫若在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东瀛，流放十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才别妇抛雏，潜返祖国， 《由日本回来了》一文，纪录了这段经历。郁达夫曾为此事奔走活动，煞费苦心，而自己却怀着国仇家恨，投身南荒，蓬飘海外，最后在苏门答腊被日寇杀害，从容就义。他传奇般的舍身事迹，一直惝怳迷离，40 年后才大白于天下。他在新加坡编报时，写了很多战斗的评论和杂文， 《槟城三宿记》、《马六甲游记》是他初履南洋时的作品。郁达夫曾以游记脍炙人口，从此竟成广陵散。陆蠡在上海沦陷时期，陷于日寇的罗网，严词谴敌，终以身殉， 《囚绿记》近于谶兆。李健吾的《萩原大旭》，许广平的 《遭难前后》，都指控了日本宪兵队野蛮如兽的暴行。
也有在国难中贫病相煎，心力交困，春蚕丝尽，蜡炬泪干，含恨以殁的，缪崇群就是一例。缪崇群的散文，论质论量，都有可观，抗战时期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而忽成绝响，是特别令人惋惜的。他的遗文，巴金搜集出版了 《碑下随笔》，侍桁选编了《晞露新收》。后者在序言中还追记了一个伤感的故事：缪崇群病寓重庆，恹恹僵卧，寓处来了一位外地的少女，无意中发现了他，当作奇遇，立即写信通知她的好友，预约携手同来，因为这是她们崇拜的作家，但作家已等不及和他的文字知己相见了。
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与北平，也出了少数新的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不容忽视的成就。她的散文集 《流言》，隽思闪烁，妙语缤纷，大胆的真实，巧妙的比喻，幽默的讽嘲，得心应手、自然熨帖的文字，蕴凝重于洒脱轻倩，在散文领域中，显出她独有的风格。
抗战中也有使新文学运动蒙羞的纪录，那就是有些作家的失足落水，其中最堪痛心的是周作人，因为按照他的身份和修养，这事不该发生而终于发生了。本集收了他六篇文章， 《炒栗子》一文，引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一则宋代轶闻：汴京李和以炒栗子闻名四方，金兵破汴，李和辗转流徙到金人治下的燕山——即抗战时期日寇占领的北平，从此湮没无闻。南宋小朝廷遣使入金，到燕山，忽然有人送来炒栗，自称李和，挥泪而去。岁暮天寒，周作人在苦茶庵中偶吃炒栗，触景生情遂有此作。文中有七言两绝：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妙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家祭年年终是虚，乃翁心愿终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声如哀蝉鸣秋，无疑是他的内心独白和当众表白的二重奏，使人感慨不尽。
抗战胜利，内战接踵而起，作家多数卷进了风起云涌的和平民主运动。著名的爱国诗人闻一多，不死于抗战，却为和平民主壮烈牺牲， 《最后一次的演讲》，就是他勇敢献身的宣言。
三
新文学运动的三十年，早成陈迹，回头一看，已不免有 “人远天涯近”的苍茫之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前人的辛苦跋涉，足为后人识途的轨迹。
散文创作最需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为散文领域涵盖时空，广大无边，大至国家社会兴衰治乱，山岳江海沧桑变迁，小至个人一言一行一闪念，一颦一笑，一饮一啄；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作家的主观世界必须与客观世界不断磨擦，才能使灵感发火。散文又是对作家的挑战，由于篇幅有限，没有回旋进退的余地，筹思运笔，更需要才华功力。 “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原是双轨并行，一身二任。新文学的幼年时代，散文成绩最为绚烂，已有定论。回顾一下当时的名家名作，大都选材自由，情趣盎然，而各有个性色彩，不容代替。各家根据各自的切身体验，有感而发，不是向着统一的口径勉强凑合。就思想倾向而论，容有深浅广狭疏密偏正的差别，但都不背 “五四”的大方向，因此综观全局，如万壑争流，富有生气。到了30 年代，气候一变，风格渐趋昂扬，调子渐趋单一，同时忌讳渐多， “风花雪月”，“身边琐事”，成了散文的贬义词、同义语，活像是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抗战一起，更认为散文 “飘飘然”，不合时宜，主张 “放逐抒情”。当然，这全部都出于战斗的要求，以适应紧迫的时代，无可非议。琐屑无聊、空洞无物、无病呻吟，任何时候都应该反对。但这种提法，却是有意无意地给散文创作出难题、穿小鞋，而且也使人不能无惑：一、人与社会、自然、相生相克，三位一体，构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天地无私，江山多情，不知评论家何以对自然现象如此痛恶和轻蔑？风花雪月，何害于人，何碍于文，又何损于革命？难道一沾风花雪月，就是闲情逸致，颓废消极，玩物丧志？二、作家生活在自己特定的环境里，先天后天，浸淫濡染，如鱼在水。身边琐事，就是他的创作源泉，海阔天空的想象，也要有生活基地，才能起飞。要求作家舍熟就生，舍亲就疏，好高鹜远的结果，怎么能不成为涸辙之鲋？除非发生破壁飞龙的奇迹，唯一的出路就是乞灵于公式概念。作家自然应该力求增加阅历，扩充经验，古人说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说的“深入生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问题不在身边天边，琐事大事，而在于作家有无敏锐的感觉，精到的识力，能否于细微隐秘处透视人生，剖析世情。否则即使踏破铁鞋，走遍天涯地角，也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鲁迅在上海 10年，不出 “且介亭”半步，却写了那么多辉煌的杂文和散文。你不给言论自由，他有 《伪自由书》；你希望多谈风月，他有 《准风月谈》。《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雅舍小品》，都是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时期写的，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现象，并非大言炎炎，却谈言微中，言近旨远，可读性很高。前者在 1949 年初版出书，流传很少，似乎已经湮没，终于在 1982 年再度问世，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后者在台湾行销不衰，已再版数十次。这种事实，岂不发人深省？三、感情在文学创作中具有特异功能，尤以诗与散文为然。思想极端重要，但没有血肉的思想是苍白的，事实上思想感情经常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如果思想感情处于不可调和的分裂状态，那就很难产生创作冲动了。情之所钟，正是创作的动力，无论是有感而发，或有所为而作，都不能出之以冷漠寡情的纯理性态度。放逐感情，啼笑皆非，如何还能创作？何况大敌当前，正是热血沸腾的时候！试看这散文卷里 180 家的作品，哪一篇没有抒情的成份？举例而言，像 《回首可怜歌舞地》这样浩然沛然、文情并茂之作，没有感情的升华，如何写得出来？至于写散文不能陷于滥情，应有清明深湛的理性调节控制，那又是另一问题了。
有一件特别使人感动的事，是作家极为普遍的自律精神。从小我到大我，从有我到无我，成为大家努力的目标。何其芳的经历最有代表性，也最引人深思。朱自清曾以为散文 “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品、戏剧，有高下之别”。何其芳却以没园诗人的身份，用精致的艺术 “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 《画梦录》开一代新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本卷中也可以看出清楚的痕迹。但何其芳本人却一觉黄粱，闻鸡起舞，改弦更张了。抗战前夕，他在 《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中，一连用了五个 “个人主义”，表示和过去的自己决裂。到延安以后，在《一个平常的故事》里，宣布“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以后他一变而为理论家和批评家。其间的功过得失，已有许多评说。何其芳是值得尊敬的优秀作家。就散文论散文，他的转变总是一种损失。据说他去世前不久，也曾有 “锦瑟尘封三十年，几回追忆总凄然”的惋叹。记得郁达夫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二集 “导言”中论断：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是“个人的发见”，也就是现代散文的第一个特征；第二是 “个性的表现”，第三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 “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不忘自然与社会”。不能不认为是中肯的意见。从个人的发见到阶级的发见是一个进步，符合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个人的消失却是一种倒退，退回到近似的封建宗法秩序中去。集体主义属于现代意识，集体由个人的构成，没有个人，还有什么集体。集体因共同的志趣和个人的凝聚而壮大坚强，个人因集体而更易于发挥自己的能量。法西斯只有集体意志而排斥个人意志，马克思主义却决不排除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否则就根本不会有 《资本论》。构成集体的细胞，如果多数失却个性，唯唯诺诺，只是南郭先生之流亚，以滥竽充同调，那么再强大的集体也会给他们蛀空。个人主义以损人利己为经典，是败坏道德的陈腐观念，历史进步的腐蚀剂，不容于文明社会。 “个人主义”和 “个人”乃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应该划清界限，而不能混为一谈。至于文学创作，完全是个人独立的精神劳动，没有个人，没有个性，也就没有文学。 “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恰好就像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信里所说的那样： “个性完全消灭到原则里去了。”
作家胸中应该装着人民，装着祖国，装着人类的进步理想。 “五四”以来三十年的新文学运动，证明作家没有辜负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远见的政治家乐于鼓舞作家对现实生活倾注满腔热情，帮助作家发挥各自的才华，用真正的文学繁荣来体现精神文明；但不会期待作家成为驯服的政治工具。世界文学史，包括中国文学史在内，似乎还没有提供一个实例，证明有一部公认的文学名著，是因为阐述某种具体政策而获得成功的。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结果是买椟还珠，得不偿失，这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了。
1990年 12月8 日，完稿于南京丁山宾馆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