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市长
高朗亭于 1935 年 5 月当选为延安市市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民作主干了许多好事。为了延安东关小学及时开学，他不怕惹人，亲自去找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请总参谋部搬出东关小学。为了保护市民的门窗，找抗大校长罗瑞卿评理。为了维护党的声誉，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揭露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隐私??1937年5 月，延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高朗亭将军为民主政权的首任市长。他在任不到 3 年，却留下许多传奇色彩很浓的佳话，至今在延安人民中久传不衰。
逼副总长让房
位于延安市老城区的东关小学，是当地一所建校早、房舍好、师资质量高的学校。左邻右舍的有钱人、乡绅和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的子女，多数在此就学。
西安事变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少人害怕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延安，就带着家眷远走他乡。东关小学也不得不宣布停课。学校停了课，那么多房子空着不用不可惜了，又且驻在延安的红军机关很多，一时很难找到住的地方。于是乎，这所学校成了红军参谋部驻扎的地方。
在共产党的倡导和协助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蒋介石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并把红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第八路军，立刻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延安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逃到外乡的人们也陆续回到了延安。学生不能失学，东关小学决定复课开学。要开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知八路军参谋部迁出去。
谁都知道，参谋部是大机关，是不敢跟人家硬碰的。校长到处找人反映这件事，但谁听了也只是听听而已，不愿为此招惹事非，除了说几句同情的话外，什么忙不肯帮。没有办法，校长只好直接去找当时任延安市市长的高朗亭。
校长原本是个老学究，平时斯斯文文的，连说话都不高声。可当他见到了高朗亭时，也许被逼急了，也许气愤所致，丝毫不顾礼数，放开嗓门大声嚷嚷开了： “高市长，都说你是个硬汉子，俺们才选你当了市长。井岳秀的86 师和盖世儒 （国民党延川县县长）的保安团你都不怕，这八路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你就更不会怕了吧！”
高朗亭不知这位校长找他干什么，就问：“老校长，你找我办什么事吗？”
校长说： “八路军参谋部占了延安的东关小学，学校要复课开学，找谁谁不管，我只好来找你这个市长。”
当时，高朗亭年仅24 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听校长把话说毕，早火了。他心里想： “你参谋部再有困难，也不能占学校的房子呀！学生上学，天经地义，能置之不理吗？”想到此，在面前的桌子上猛拍一掌， “唬”地一声站起来，握住校长的手说： “别生气了，请你转告学生和老师们，市政府一定替你们作主，短则 10天，长则半月，保证开学！”
校长把高朗亭的话转告给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大家都将信将疑，但怀疑的成份为主。他们认为，一个小小的延安市长，是碰不动堂堂八路军参谋部的。退一步讲，就是高朗亭真能动员八路军参谋部搬迁，也不会在10天内搬完。
然而事实使大家真正服了高朗亭，10 天后，八路军参谋部果然搬走了，而且搬走后把校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水缸内也挑满了水。
市府的好多人感到奇怪，就去问高朗亭这是怎么回事，可高朗亭笑而不答，不愿透露其内情。
原来高朗亭送走校长后，考虑到要解决这一问题找一般人是不可能奏效的，必须找到管用的人才行。于是，他开始打听情况。当他了解到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不在延安，副总参谋长左权只管作战方面的事，不管行政方面的事，行政工作是由另一位副总参谋长滕代远管时，便开始考虑怎么去解决这一问题了。他在调查中了解到，滕代远最怕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是他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了。
在一个天高气爽的好天气里，高朗亭去见滕代远。两人见面后，寒暄既毕，高朗亭就直言不讳地说明来意。
滕代远同志早已知道了这件事，正在为参谋部找不到合适的去处而为难。当他听高朗亭说明来意，便客气地解释说：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正在设法解决。可是，你也知道，在延安是很难找到房子的，参谋部的人又那么多，一时实在无法搬迁。我看这样吧，请你给校长和老师们做做工作，我这里也抓紧想办法，再推迟一段时间，一旦找到房子就搬迁。”
论级别和年龄，高朗亭都是不堪与滕代远相比的，他这个市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县级干部。可他毫不惧上，口气十分强硬地说： “这不行，俺已经在校长面前表了态，参谋部必须在 10天内从东关小学搬出去。民主政府是替人民办事的，怎么能说
话不算数呢！”
滕代远同志觉得高朗亭的话不无道理，但又一时找不到搬迁的地方，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一时不便明确表态。
高朗亭见滕代远不肯下决心，就不依不饶地说： “参谋部到底搬还是不搬？”
滕代远对高朗亭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感到不舒服，就不耐烦地说： “暂时不能搬。”
“那好，”高朗亭作出要立刻离开的样子说：“俺去找彭总评理去。”
听到高朗亭说要去找彭德怀去评理，滕代远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有点紧张。他知道，彭总是苦娃子出身，容不得有什么欺压穷苦老百姓的事件发生。为了这件事，真要把彭老总惹火了，还不狠 “熊”他一顿！他在高朗亭这位小市长的逼迫下，终于下定决心动员参谋部搬迁，而且下了严格命令，必须在 10天内搬迁完毕。
找抗大教育长评理
1938年初，国民党的空军对延安轮番轰炸，抗日军政大学的不少校舍被炸毁。没了住处，学员们便自己动手，到延安城外的土崖下打窑洞。等窑洞打成后，学校就搬到了城外的窑洞里。抗大直属机关在搬迁时，考虑到新挖的窑洞还没有安上门窗，一些人就把附近一些疏散后空出的民房的门窗拆下来，准备安到窑洞上。
这件事被延安警察局的一名巡警发现了，就立即上前制止说： “你们不能这么干。”
抗大直属机关的同志解释说： “抗大需要尽快开课。”
“那也不能拆民房！”
“我们会找到房东赔偿的。”
为此双方争了好久，但谁也说不服谁，事情陷入了僵局。巡警一个人势单力薄，见拦不住那么多人拆民房的门窗，就跑回去报告。
第二天天刚黎明，抗大直属机关的同志们抬着拆下来的门窗，刚刚走出城门，就被早已等在这里的警察分队拦住了：“对不起，请把门窗放下再走！”
抬门窗的抗大同志问： “是谁的命令？”
警察们回答说： “市政府。”
听到 “市政府”三个字，抗大的同志们就不服气地嚷嚷开了：“市政府又咋啦？你们市长高朗亭还是我们抗大的学员哩，对我们抗大不能照顾一点吗？”
“谁也不能违犯群众纪律！”警察们毫不退让。
双方又吵嚷开了，谁也不肯让步，有不少过往行人都围上来看热闹。
突然，不知是什么人放了一枪，在空中 “砰”的响了一声。刹那间，僵持的双方和围观的群众都被吓呆了，接着人群大乱，各奔东西。警察忙于维持秩序，却不料抗大的同志趁机把门窗抬走了。
“门窗”风波很快传到了市长高朗亭的耳朵里。他闻讯后十分生气，真想立刻去找抗大的教育长罗瑞卿，要求查处违纪人员。可是，他对一些具体情况还不了解，而且需要慎重考虑后再说，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过了两天，等情况全部了解清楚，而且也考虑成熟了，高朗亭就决定到罗瑞卿那里作一次私人拜访。
罗瑞卿对高朗亭并不很熟悉，只知道他在抗大高级班作过学员，后来当选为延安市市长。因此，罗瑞卿见到他后，只是礼节性地问了几句话，并未进行深谈。
罗瑞卿刚刚结识的女朋友郝治平正好在场，担心冷场，便走上来热情地给高朗亭递烟、倒茶。
高朗亭无话找话说，便回忆起他上抗大时当学生那会儿的生活来。这样，两人有了共同语言，罗瑞卿的话匣子被打开了，话逐渐多起来。
等到气氛融洽，彼此谈话很轻松时，高朗亭趁机把话题转到 “门窗”风波上来，把那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罗瑞卿误以为那天是警察开了枪，心里就有点不快，便火扑扑地说：“警察维护群众的利益，当然是对的，但做法上欠妥，不应该当众阻拦，引起围观，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警察更不应该开枪威胁，造成恐慌。”接着，他又批评高朗亭说： “你这个当市长的，要好好管束下属，不然就白培养你了！”
高朗亭原本想从罗瑞卿这里讨回公道，妥善解决 “门窗”风波，没想到警察和他自己都没了理，还被批评了一顿，心里很不服气，积压在心里的火也被点燃了。他再也忍不住了，就 “唬”地一声从凳子上站起来，也带着气说： “明明是您的下属违犯纪律，俺找您本想请您查查这事的，谁知您却反过来训俺，俺倒要问问您这教育长是怎么当的？”
“好哇，你敢顶撞领导！”罗瑞卿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您不能随便训人！”高朗亭仍不屈服地说。
听到外间吵开了架，躲在里间的郝治平忙走出来劝解。她很不客气地批评罗瑞卿说： “干嘛发那么大的火？”说着把高朗亭送出门去。
高朗亭回到市府，几天来闷闷不乐，一直想着他和罗瑞卿争吵的事。开始，他气鼓鼓地，认为罗瑞卿作为抗大的领导，他的师长，有欠长者风范，不该袒护抗大的同志，更不该给他这个小市长发火。可是，过了几天，当他冷静下来，重新审视那天的争吵，认识有了明显的不同。他认为自己作为罗瑞卿的学生、下级，不应该得理不饶人，用那种不客气的态度讲话，导致他和罗瑞卿争吵的根本原因是他的态度不好，方法欠妥。想到此，他的气全消了，有的只是后悔和不安。
高朗亭走后，罗瑞卿心里也不好受，一直反思着这件事。他为了分清是非曲直，派人到抗大的当事人中对 “门窗”风波进行了调查落实。
调查的同志查清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使他发现其中最大的出入是：那天放枪者不是延安警察局的警察，而是抗大警卫连的一个班长。这个班长之所以放枪，目的在于吓跑警察，好让抗大的同志把门窗抬走。
事情调查清楚后，罗瑞卿终于感到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伤害了高朗亭，心里沉甸甸的，觉得对不住高朗亭。
“门窗”风波不能就此撒手不管，必须向警察局有所交待。于是，高朗亭又开始考虑了结这件公案的办法了。一天，他提出一个建议：市政府与抗大直属队共同召开一次恳谈会。当高朗亭的这一建议转达给抗大后，抗大愉快地答应了，而且有罗瑞卿亲自到会。
恳谈会上，罗瑞卿首先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延安市的警察在 “门窗”风波中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党的群众纪律，应当受到表扬。抗大的同志要向警察学习。
在自我批评中，罗瑞卿公布了他们派人调查关于开枪事件的真相，并告诉大家，校方已经作出决定，对那个开枪的班长进行了处分。
罗瑞卿还一个劲地向高朗亭道歉，说他那天态度不冷静，情况不明，冤枉了高朗亭，不该批评高朗亭，希望高朗亭别计较他，今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他。
看到罗教育长的态度如此豁达明朗，高朗亭十分激动。他走上去紧紧握住罗瑞卿的手说： “老首长，请您原谅俺那天的态度不好，顶撞了您。俺是您的学生，今后还要跟着您学军事，学马列哩！”
罗瑞卿和高朗亭的和解，使抗大的同志和市府的同志们从中受到了教育，都作了自我批评， “门窗”风波到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罗瑞卿和高朗亭结为一对好友，他们的友谊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愈处愈深厚。
面揭特区党委书记的隐私
抗日战争初期，延安市建立了妇联组织，妇联主任是一位缺少文化但又长得十分漂亮的年轻妇女。
当时，高岗任陕甘宁特区 （后来改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是高朗亭的顶头上司。
高岗就住在延安，因此常到延安市政府指导工作，了解情况，和市政府的好多工作人员混得很熟。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了妇联主任这个“小美人”。他很喜欢她，就主动接近她。在频繁交往中，他又发现她的男人经常下乡蹲点，很少在家里。于是，他跟这位 “小美人”的感情升级，以致不顾影响，打得火热，有了那种暖昧之事。
丑闻不胫而走，很快在那位妇联主任居住的市委宿舍区传开了。
许多人对此很不满，但他们知道高岗是共产党内的大官，又敢怒而不敢言。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市长高朗亭的耳朵里。
一天，他在与市政府的一位参议谈话，提到高岗与那位妇联主任胡搞的事，非常气愤地说： “高麻子（高岗脸上有麻子，人们给他起绰号为 “高麻子”）也太不像话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他居然勾搭下级之妻！”
参议出于对高朗亭的爱护，当即劝高朗亭说： “高岗这个人不好惹，最善于打击报复别人，嘴又好，善于狡辩，连刘志丹主席都惹不起，总是让着他。我看你还是莫要管这件事为好！”
高朗亭也深知高岗的为人，同意参议的看法，觉得以不惹他为好。但过了一夜，他越想越觉得高岗的行为有损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不管不行。
因此，第二天一早，他把参议的话早已置之脑后，就不顾后果地向特区党委所在的窑洞奔去，找高岗谈这件事。
高岗是跟高朗亭很熟悉的，而且素知高朗亭为人耿直、嫉恶如仇，听说高朗亭来找他，不知怎么，潜意识中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觉得他的到来是冲着他的什么事来的。因此，他十分客气地迎接他，见到他后满脸堆笑地向他问长问短，显出格外的热情。
高岗给高朗亭递烟，高朗亭不接；又给高朗亭倒茶，高朗亭也不喝。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等稍稍平静一点，就冲高岗放起炮来： “高岗同志，延安的女同志虽少，但给特区党委书记找个对象还是有的。旁人的婆姨总归是旁人的，作为高级领导人，你可得注意群众影响啊！”
高岗十分清楚高朗亭所言是指什么。他的隐私被揭露，自然感到尴尬，脸刷的一下就变红了。如果换一个人说这些话，他会立刻跳起来，狠狠训斥一顿，把人家赶出门外的；可是在高朗亭面前，他不仅不敢发威，而且尽力忍耐着，连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敢说出口，只是心里暗骂高朗亭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高朗亭手中握有高岗的把柄，高岗是不敢在他面前耍威风的。
1932年，高岗和高朗亭都在刘志丹的部队里工作。在临直镇战役中，高岗指挥失误，被国民党的军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高岗在混战中不顾军纪，临阵脱逃，半路上连枪也丢了。
当时，高朗亭在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任司令兼政委。高岗脱离战场，辗转逃到西北先锋队，被高朗亭收容。高岗有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掌握在高朗亭手中，怎么敢惹高朗亭呢！
当时看似没出什么问题，而且高岗还把高朗亭送出门外，并表示一定注意影响，减少跟那位妇联主任的来往。可高岗心里已对高朗亭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直到1939年秋，甘肃省合水县被八路军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来时，这颗仇恨的种子终于有了发芽的机会。
高岗考虑到合水县仍处于对敌斗争前沿，危险很大；再者可以赶高朗亭离开延安，就以 “挑选懂军事的县长”为名，将高朗亭调到合水县当县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岗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成为中央领导人，他的不少部下都纷纷向他靠拢，希望得到提携和照顾。可高朗亭仍对他持鄙视态度，并不趋炎附势，向他表示什么。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暴露，高岗自杀，消息传到高朗亭耳中，他又想起了在延安他向高岗开 “炮”和高岗打击报复他的往事，感到十分畅快，并喝酒以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