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

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学良，自 1936年年底失去自由以来，过了长达55 年的幽居生活。1991年8 月，日本 NHK 电视台对张学良进行了单独采访，并连续两天播出 《张学良现在开口说话——日中战争之路》的专题节目。现将该节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来，供民国史研究者参考。标题为整理者所加。张学良的讲话未作删改。

     张学良自 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事实上处于软禁状态，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1991年8 月，我们成功地对他进行了单独采访。张学良丝毫看不出90岁高龄，以稳重的步调出现在采访会场。西安事变以来断绝了跟外部的一切接触，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学良，接受宣传机构的采访，是时隔半个世纪的第一次。NHK 的矶村尚德说： “张学良先生，尽管你如此高龄，仍很高兴接受我们长时间的采访，我代表日本的观众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

      “我有许多话想告诉日本人。我这次接受你们NHK 电视台的采访，目的是不希望日本的青年再犯过去的错误。我想强调的是，过去日本军人害了国家，发动了一场不幸的战争，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听日本人的话，才发动了战争。另外我也想让你们知道，使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使用武力是毫无意义的。我坦率他说，不是对任何人的攻击，是想让年轻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张学良神情严肃他说。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

     中国东北辽阔的大地是张学良的故乡。他生于1901年，是当时在东北地区开始显露头角的张作霖的长子。奉系军阀的主帅张作霖，与在东北地区图谋扩大权益的日本相勾结，急剧扩大势力。张学良有 “东北王子”之称，热中于网球活动。父亲对他进行 “英才教育”，聘请了包括西洋人在内的数名家庭教师。张学良不但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而且接受西方英语教育。张学良说：

      “年轻时我是很想学医的。奉天有一所日本人建的南满医科大学，我与那里的一个学生是好朋友，所以常去打球玩。我又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学习，父亲不允许，我就打消了学医的念头。但我又想去美国念书，父亲仍然不同意，想让我当军人。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当军人，因此我经常开玩笑他说，我本来想当一名救人的医生，却做了杀人的军人。”

     当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战事不断。1926年，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张作霖进驻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8 年春，南方的国民革命军逼近张作霖所在的北京。张作霖反对以蒋介石为领导来统一中国，拒绝了停战谈判。

      “我看事实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因为我希望中国统一。当时父亲和国民政府作战，我很苦恼，我是反对内战的。我问父亲： “我们打的内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中国人直接要作战呢？’我到河南去，看见路上好多人无家可归，很可怜，我流着泪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这个内战搞出来的。”张学良这样谈起当时他对内战的看法。

       皇姑屯炸车事件

     张作霖本打算在北京迎战北伐军，最后听取其后台日本的劝告，决定撤出北京，向奉天转移。日本人害怕张作霖跟国民革命军作战彻底失败，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地区。1928年6 月3 日清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通过天津、山海关驶向奉天，6 月4 日清晨临近奉天站。5 时20 分，列车行驶至和南满铁路交叉的铁路桥时，突然发生爆炸。爆炸是在专列即将通过铁桥正下方时发生的，因此张作霖的专列被严重损坏的铁桥压住，张作霖生命垂危。策划这一事件的，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河本等放弃了通过张作霖实现对东北的统治，企图以他的死为契机发动军事行动直接控制南满洲。

      “开始我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部下瞒住不告诉我，只告诉我父亲已受了伤。我当时的任务是从北京到前线滦州把部队撤回来。这任务完成的时候，部下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我很悲痛，同时感到沉重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时我身体不好，很不好。”张学良就父亲的去世回忆说。

     中国沈阳皇姑屯附近的十字铁桥，张作霖爆炸事件的现场。当时铁桥上铺设的是南满洲铁路也就是所谓的 “满铁”。现在和当时一样，是两条铁路交叉处。 “满铁”处于日本关东军管理下，一般的中国人是不能靠近的。可是事发当日，在铁路旁发现两个中国人尸体，这就是日本人制造的好像中国人干的假象。

      “人们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是关系军干的。被炸的南满铁路，除了日本军人以外，谁也不能靠近。日本人事先让南满铁路的火车停运了，还有谁能让火车停下来呢？很明显是日本军人干的。我恨日本，恨日本人。中国有句俗话：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学良就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受重伤的张作霖被抬进帅府不久就断了气。张作霖的亲信为防止日军以他的死为契机发动军事行动，隐瞒了他的死讯，一直等张学良悄悄地返回了奉天。可是张学良得知父亲的死讯后突然失踪了。

      “穿过了山海关，到处都是日本军队。为了避开日军的耳目，换上便衣乘火车回到了奉天。谁都不知道，连我的部下也没发现。等我回到家里，连我的家人也没有认出来，问我说： ‘你是谁也？’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公布父亲的死讯，谁也不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能很好地模仿父亲的字，我也有父亲的

     图章在，所以我以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都是使用父亲的名字。不久就全部解决了黑龙江、奉天等东北地区的悬案问题。以父亲的名义发布命令，谁都不知道，等到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宣布我的父亲死了。”关于张作霖死后的善后，张学良作了如上回忆。

     张学良返回奉天是6 月15 日。张作霖在两周内生死不明，使关东军丧失了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的时机。关东军以此事件为借口控制南满洲的阴谋破产。

     中国辽宁省抚顺市郊外建有张作霖坟墓元帅林，一半沉浸在湖里的是入口门。张学良为埋葬父亲花了1400万元巨额资金，历时两年建成规模宏大的坟墓。这件事也向国内外强烈表现张学良已成为奉系军阀继承人。张学良就任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一手掌握强大的奉系军权时，年仅27 岁。

     张学良这样谈起对其父的怀念：

      “我同父亲有特殊的关系，父亲很喜欢我。我出生的那一天，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并且从此以后发展起来。我父亲死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不能高兴地过我的生日了。我的生日被我自己改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日不是真的。尽管这样，一过生日就想起我的父亲。父亲很慈祥，很喜欢我，他的死使我很难过。”

     东北易帜

     1928年6 月9 日，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持续几年的北伐战争结束，统一了除东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代替其父成为

     奉系新统帅的张学良的行动引人注目。日本的田中内阁极度害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势力扩展至中国东北，因此田中首相派张作霖的旧友、外务省的中国通林权助男爵作为特使，访问张学良。林权助在奉天跟张学良举行会谈，转达日本政府的意图。这个时候，由于蒋介石方面的暗中工作，出现张学良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统一东北的主张的苗头。林权助的任务，是牵制张学良的行动。外务省外交资料馆保存着当时田中首相给林权助的亲笔信 （按：该信收入了一部题为 《张作霖炸死事件》的档案），内容有如下记载：

      “满洲是日本的外围，绝不允许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展到此地，绝不允许张学良高举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张学良说：

      “林权助来到我的住处，再三劝告我，不要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我最终也没有明确回答，我回避了。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请他吃了饭。我们一边喝酒，他说： ‘我同你父亲是老朋友，我奉政府命令亲自来到这里，但你始终不明确回答我。’当时我说： ‘林老先生，你确实替我很好地考虑了我应该走的路。’他很高兴。但我接着对他说： ‘你有一件事没有替我想到。’于是他很客气地问我： ‘到底是哪件事呢？’我回答他：‘那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最近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研究人员发现了张作霖爆炸事件中田中内阁如何向夭皇报告等重要资料 （按：标签上写着“绝密”二字）。这是事件发生后当时任内阁秘书长的鸠山一郎 （战后）在东京审判时提供的资料。昭和四年 （1929年）3 月27 日，白川陆将向昭和天皇报告事件调查结果。这一事件在上奏

     文章中指出，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单独犯下的罪行。可是3 个月以后，6 月27 日，对天皇报告书的副本内容完全不同。这里表明的方针是，政府准备向国内外发表日本军部和军人没有参与张作霖爆炸事件。这就是说田中内阁屈于军部的压力，决定不对外公布事件真相。张学良就此点说道：

      “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还想不明不白地掩盖起来。我父亲当时很愿和日本人合作，我本人也这样想。但是，杀死我父亲的是日本人，所以，我不会再有和日本人合作的事了。父亲和日本人合作都被日本人杀，我如和日本人合作，肯定也和父亲一样，不知哪天被日本人杀。我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当卖国贼。”

     在张作霖爆炸事件真相未澄清的情况下，关东军接近张学良，企图通过张扩大日本的权益。接受关东军的旨意做张学良说服工作的，是当时担任张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现在还保留着土肥原劝说张学良的记载。土肥原详细分析了奉系军阀内部争夺领导权，以及各国列强围绕东北的想法，和张学良周围的形势。并论述了与日本联合管理东北，比和国民党合作，对张学良更为有利。进而劝说张学良把东北地区从中国分割出去，以日本为后盾独自统治东北。张学良回忆这一情况说：

      “我经常和土肥原发生冲突。当时同土肥原最冲突的地方，是他给我写了 《王道论》的小册子。在这本书里，他说要我当‘满洲皇帝’。关于这件事，我就严厉地问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当满洲皇帝，到底是什么企国？你作为我的顾问，需要我叛国吗？’因此，我请求关东军参谋本部把土肥原给我调走。但是参谋木部说： ‘顾问是根据条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派遣的，你没有更换的权利。’我就说：‘我连换我自己顾问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没有权利，那也没有办法，但我有这点权利吧，至少我应该有不见顾问的权利。’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一概不见。”

     对日本方面的劝说，张学良予以抵制，并决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承认东北处于国民政府领导下。于是东北全境飘扬的旗，更换成国民政府的旗，即所谓 “易帜”。这是在1928年 12月29 日。张学良回忆易帜一事说：

      “当时日本人觉得自己非常优秀，但是对中国的事一点儿也不了解。当时我准备把国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日本人一点也没有发觉。不仅是挂了一面，而且整个东北都做好了换旗的准备。可见日本人的间谍真笨。”

       “九?一八”事变

     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肃清了奉系军阀内部的亲日势力，显明作出了跟日本决裂的姿态。他继承了其父的20万精锐部队，改为东北军，致力于装备现代化武器。还根据独自的理论建设国家。张学良说：

      “我不只对东三省，而且想使整个国家都变好。父亲留下很多财产，还留下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在东北建设大学、中学，这些费用都是我自己拿的，没有用公家一分钱。我自己高兴这样做，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好要强，必须首先靠造就人才，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本。我们建设内陆黑龙江到港口的铁路，是因为南满铁路我们不能使用。当时东北的主要衣产品大豆，由于受到日本的刁难，不能运到自己的港

     口，因此我们决定建设一个新的铁路。我想自己的经济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发展。”

     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尤其是铁路的建设，其后和日本产生很大摩擦。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中心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就是所谓的“满铁”。“满铁”是日俄战争时日本获得的连接长春、旅顺、大连的铁路，是日本统治满洲的要害。张学良铺设了和 “满铁”平行、通往吉林、黑龙江的铁路。日方认为，张学良的铁路建设是对 “满铁”形成包围网，并且铁路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满铁”的货运量将急剧减少，到1930年 “满铁”的经营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军方认为，张学良在父亲死后，就任保安总司令，对民众的剥削超过了他的父亲。张学良忘记了日本的恩情，堕落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参加了抗日阵营，损害了日本的正当权益，干扰了满蒙开发计划，迫害在满洲的日本人，并且满洲暴力事件一日数起。对日方的企图，张学良是这么看的：

      “当时日本完全是侵略的态度，这件事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举一个实例，就是日本租借地旅顺、大连的问题。那时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已经到了，我们本来打算要收回的。可是，旅顺、大连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人长期建设起来的城市，日本是不会简单放弃的，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代表中方去进行交涉，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把这两个港口变成自由港，在那里实行自由选举，由那里的居民选出负责人，负责治理这个地方。选出的人必定是人数居多的日本人，这就是说，主权是中国拥有，治理权由当地居民也就是日本人掌握。可是当时日本方面的反应使我伤心透了。日本人说，城市是我们用弓箭夺来的，你们想收回的话，请你们同样用弓箭夺回去。并且说这

     是日本的谚语，日本果真有这样的谚语吗？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想要城市的话，就打仗吧，用战争来决定胜负。”

     东北连续出现破坏铁路事件。1931年9 月18 日，在这里柳条沟发生“满铁”本线爆炸事件。关东军自己在柳条沟炸毁了 “满铁”，却说是中国方面干的，并悍然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 “满洲事变”。这时张学良统率东北军主力开赴北平，只有东北军一部驻守奉天。关东军趁此时机，只用了一天，就占领了张学良的大本营。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那时因为治病正在北平。那天我病刚好，我是请英国大使看梅兰芳唱京剧，听到报告后立刻回到家。当时是怎么个情形，东北是怎么个情形，我完全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决定看看情况再说，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情。”

     满洲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允许东北军和关东军作战。关东军趁着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进军，接连占领长春等主要城市。第二年 1 月占领了锦州。2 月占领了哈尔滨。只半年时间基本上占领了东北全境。关于对日不抵抗，张学良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当时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的判断是，为了行动，不但给中国带来不幸，日本也会遭到国际舆论谴责的，给日本带来不利的后果，我想日本恐怕不会采取那样的行动。日本想通过军事行动来挑衅，因此 （我）对部下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我想让这一事件和平地解决。以后有人骂我为什么不抵抗，如果指责我没有看清日本的阴谋，那也没有办法；但说不抵抗有自己的想法，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发动战争，我当时可能要跟日本人拼的。”

     满洲事变发生后4 天，关东军的领导层制定的 《满蒙问题解决案》出笼。这一方案确定了以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新皇帝，建立新的国家的方针，这就完全否定了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这以后，东北军的行动遵照 《解决案》展开。现在居住在北京的溥杰是溥仪的胞弟，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溥杰讲： “当时有一个士官学校的教官叫吉冈，他一心想让我的哥哥溥仪为他服务。吉冈在满洲事变爆发前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他缺少仁德，毕竟得被赶走，这样你的哥哥就有希望。’同时他对我说： ‘让你的哥哥回到满洲去。’我那时就发觉日本对东北有野心。哥哥到东北去，也许想以 ‘满洲国’为基础，进而统一中国。结果我的哥哥在很多方面受日本胁迫，屈服于日方的压力。”

     1932年3 月1 日，以溥仪为“皇帝”的“满洲国”建立。关东军在这里建立新国家的设想变为现实。被称为 “五族共和，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实际上由日本完全掌握其外交、国防，甚至控制了交通、通讯等重要部门。 “满洲国”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在溥仪去东北前，张学良就跟他有交往。张回忆说：

      “我曾经认识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以前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时，溥仪一个人进来。我说： ‘出门吧，很好。’于是进一步劝他：‘如果你把做皇帝时身边的老臣都辞掉怎么样？他们只是围着沾你的便宜。像今天这样离开他们，一个人出来多好。怎么样，想不想到南开大学读书？如果你不喜欢南开大学，到美国或到外国大学读书怎么样？’并且我还说： ‘你本来的身份是皇帝，但必须把这些忘掉，做个平民。这样，如果将来在中国选举大总统时，你就具备了大总统的资格。如果你永远被老臣包围着，将来有一天，他们的存在就要了你的命。’我这样劝告他。”

     西欧列强强烈谴责日本悍然发动满洲事变，国际联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报告指出：不承认日方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卫手段。1933年2 月14 日，国际联盟根据李顿调查报告，通过了《满洲国否决案》。日本代表团当即退出国际联盟总会。1933年 3 月 27 日，日本正式脱离国际联盟，走上了更加一意孤行的道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张学良看得越来越清楚。他说：

      “后来我明白了日军的行为，知道了当时日军已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日军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在日本国内进行残酷镇压。不听我的话就杀，这就是当时日本这个国家的现状。这样下去日本将会灭亡。我想这样不正常的军人的国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日军的侵略并没有停止于满洲。1932年2 月，开始进攻满洲的邻省热河。这时张学良统帅东北军准备顽强抵抗，可是热河省省长汤玉麟不战而逃。3月中旬，热河境内大部地区为日军占领。对这件事，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

      “问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本来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呀！当时我的处境很为难，虽然东北军处于我的指挥下，但热河省省长汤玉麟等是我的老前辈，是父亲的同代人，他们拿我当小孩子一样对待，根本就不顾我的命令。我发布了抵抗日军的命令，他根本不听。本来想把他换掉，但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热河失守，全国议论纷纷。对日军的不抵抗，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可是人们的指责集中在东北、热河的直接军政长官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指责为 “不抵抗将军”，这也成了他的绰号。而且国民政府内部追究责任的呼声也很高，张学良陷入极度困境之中。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热河失守，国民政府的两位首脑蒋介石、宋子文来了。蒋介石分析当时中国形势后这样说： ‘由于热河失守，中国就好像是在大浪中颠簸的一只小船。如果三人同乘，必然要沉没，必须有一个人下去。’我说： ‘如果有一个人下去，那就是我。’因此我辞去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并且作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蒋介石要我出国访问，没有给我处分。当时我的身体处于没有鸦片就不能坚持下去的严重中毒状态，我决定出国旅行，并且利用机会接受治疗。我自己明白了，一个活人被鸦片弄得像死人一样，实在是太悲惨了。我不戒掉鸦片，就什么事不能做。我下定决心开始接受治疗。”

     张学良于 1933年4 月到欧洲旅行。他访问了法、德、英、瑞士、意大利等国，于 1934年回国。

     西安事变

     张学良从欧洲返回时，国内中国共产党作为强大势力迅速成长，全国人心所向。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蒋介石极力主张对共产党作战，进攻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基地。共产党离开江西，开始了转移，也就是所说的长征。1935年转移到陕西北部的延安附近。蒋介石开始向转移到延安附近的共产党总进攻。此时日军侵略目标开始对准河北省，蒋介石主张对共产党作战，容忍了日本的做法。对日本侵略河北省感到痛心，广大学生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于1935年 12月9 日在北平发动要求抗日的大规模游行。以此事件为开端，抗日战争的气氛在全国迅速高涨。张学良忆及旅欧回国之初的情况说：

      “旅行回来后，我不想当军事主帅，我想加深和蒋介石的

     理解，跟他一起工作。想当个在蒋介石身边给他出主意的侍从  室主任，蒋介石不答应我的请求。我本来不想和共产党作战，但是蒋介石举出很多工作让我挑选。他这样说： ‘因为对你不满的人很多，今后你要好好工作。’我问哪项工作最难，蒋介石回答说和共产党作战最难，我当时不得不选择跟共产党作战。”

     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亲自率东北军开赴西安。他接受了蒋介石交给的 “跟共产党打最后一仗”的重要任务。当时的西安，跟共产党作战的是国民政府西北军杨虎城。张学良作为杨虎城的上司被派往西安。向共产党根据地进攻，遭到顽强抵抗，作战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由于跟共产党军队作战，张学良丧失了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一一○师，师长战死，近4000 人被俘。远离家乡参加内战的东北军，内部将士产生了动摇。张学良就此回忆说：

      “士兵们都想回家乡，同日本人作战，不愿意跟共产党作战而损失实力，愿设法保持实力打回家乡去。那时我的处境很难，部下责备我说，你可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可是我们想回家乡怎么办？我非常为难。”

     受到部下抵制的张学良，内心想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日益强烈。 1936 年4 月，张学良秘密访问延安，与周恩来在教堂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协议。张学良遵照这一协议，保证做好劝说蒋介石的工作。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起周恩来：

      “我和周恩来能够互相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抓住要点，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

     由于张、周延安会谈，最前线的共产党部队和东北军实际处于停战状态。1936年 12 月4 日，由于东北军对共产党进攻没有进展，蒋介石很不满，率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来到西安。12 月 7 日，张学良前往蒋介石住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放弃和共产党作战，抵抗日本，蒋介石丝毫没有接受，发生激烈争论，争论的内容，据张学良回忆是这样的：

      “政见之争就是，蒋介石主张的是安内攘外，但我主张攘外安内。以前我和蒋介石就存在意见分歧，但发生这么激烈的争论还是第一次。”

     张学良和蒋介石发生如上争辩的第二天，1936年 12 月 9 日，西安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纪念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学生到西安市内的政治机关请愿，要求停止和共产党打内战，跟日本作战，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学生决定从西安出发，到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

     李连壁是当时请愿学生的领袖。李回忆当日的请愿活动说：“到了灞桥，机关枪布置好了，国民政府宪兵也准备好了。前面骑自行车的 20 名学生被抓。宪兵声称： ‘再往前走，就要开枪了！’游行队伍和宪兵相持不下，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张学良为安慰学生，把车停到了游行队伍前面，张学良劝说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当学生抵达灞桥时，蒋介石已向宪兵队发出可以向学生开枪的命令。学生对张学良说： ‘请你率东北军向日本人作战，并且请你把我们的要求转告蒋介石委员长。’张答道： ‘我一定把大家的请求转告给蒋介石委员长，因此请大家回西安。’一部分学生还想继续前进，于是张学良继续劝告大家： ‘请相信我张学良。如果大家相信我，我一定在一

     周内以实际行动给大家答复。’张学良演讲结束，一万多学生队伍中发出热烈掌声。大家都哭了，张学良也热泪盈眶。于是学生高喊 ‘我们相信张学良副司令一定会和日本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张学良向学生保证一周年以事实回答之后，用武力劝说蒋介石的意志更强烈了。张学良到新城大楼拜访了西北军指挥官杨虎城，并说明了意图。12月12 日，两人在新城大楼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主要将领，下达了监禁蒋介石的命令。从张学良如下一段回忆，可见其当年气概：

      “我当军人的时候，父亲就教导我：‘如果做军人，就要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就是说，要随时准备死。做军人后，我

     已是随时准备死。而且我反对内战，厌恶内战。我想即使我牺牲了，也要阻止内战。”

     12 月 12 日凌晨，东北军奉张学良命令，突袭华清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扣押蒋介石。那时指挥这个部队的是孙铭九。以下是孙的叙说： “一到华清他，先打倒了卫兵，于是里面的卫兵发现了我们的突袭，进行了激烈的枪战。原订的计划是把卫兵一个个抓住，不进行战斗就解决问题，可是不顺利，终于发展成枪战。我领兵进去，受到了顽强的抵抗，非常焦急。一进蒋介石的房间，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床上还有热气。我断定，刚才蒋介石还在这里。”孙铭九向蒋介石逃跑的后山搜索。 “我们一直搜索到山腰，有一个士兵高喊： ‘蒋介石委员长在这里！’我迅速赶到，正赶上蒋介石从岩缝中钻出来。他满脸灰尘，手脚上尽是伤痕。他看到我说： ‘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在这里把我杀了吧！’说着，坐在地下。他好像认为我们的行动是谋反。我认为这样的误解不好。我告诉他： ‘我是奉张学良副司令的命令，请蒋委员长去西安商谈抗日之事，专程而来的。’”

     蒋介石被监禁在新城大楼一房间内。被软禁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但这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呢？各国政府都在紧张、迅速进行判断。同时事件的经过，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也引起人们极大关注。12 月 16 日在西安市内革命公园召开了 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张学良在会上叙述了事变的经过，然后说： “我不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采取的行动。”张学良同时提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排除国民政府内亲日派等八项主张。同时，张学良向共产党发出邀请，请周恩来作为代表到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共产党接受了邀请。12 月 17 日，周恩来来到西安张学良公馆。但蒋介石态度顽固，坚持不与周恩来会谈。南京方面派宋美龄、宋子文于22 日从南京乘飞机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夫人后态度开始软化。次日，国民党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及杨虎城、张学良等五方举行会议。会上关于停止内战一项，各方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围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张、杨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杨虎城坚持要蒋介石亲自在同意书上签字。当年张、杨争论的情况，据张学良回忆是这样的：

      “假如我把蒋总统扣了，岂不是扩大内战吗？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威胁我，不惜以武力与我对抗。我们是为制止内战而发动的事变，如果再发生新的内战，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下定决心，由我个人承担责任，解决事变，立即释放蒋介石。可是杨虎城一直不肯下决心释放蒋介石。这件事后来使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对杨虎城说： “你的做法，违反了我们一开始的思想。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即蒋介石不做出保证就不释放的话，岂不发生新的内战吗？”

     蒋介石顽固拒绝签字，事态变得复杂了。当时国民党军队与东北军、西北军发生了一些小摩擦，新的内战危险越来越大。张学良认为，只有让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会谈，才能平息事态，除此没有办法。 12 月24日晚，终于实现蒋、周会见。NHK 电视台的记者问：“请问当时你是否在场？”张学良回答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请不要再问下去了。当时我在场，是我把周恩来带到蒋介石住地。再多的事情我不能说。”

     关于蒋、周会谈内容，张学良保持沉默的意志很强烈。

     由于蒋、周直接会谈，事态迅速好转。25 日，蒋介石获得释放。蒋介石专机就要离开西安飞机场时，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张学良提出要陪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张学良回忆当年这一幕时说：

      “大家都反对我去南京，设法制止我。周恩来甚至追到飞机场，打算把我带回去。因为大家都担心我到南京后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我是个军人。”

     12月 26 日，午后12时45 分，蒋介石乘坐飞机抵达南京。两小时后，张学良也飞抵南京，立刻进入宋子文公馆。在南京，张学良被指控犯有监禁国家元首罪，并立即决定送往军事法庭。

     张学良这样谈到他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

      “嘿嘿，我这个人啊！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对自己所作所为要自己承担责任。我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惩罚。更明白他说，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去的，我认为自己肯定被处决，后事我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其它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考虑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

     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罪，监禁 10年，剥夺公民权5 年。改判无罪，软禁浙江奉化溪口镇。现在还保留有张学良在溪口

     给东北军的信件，内容是制止青年军官为自己的事采取的行动。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张学良盼望日中全面开战后亲率东北军上前线，蒋介石就是不批准。张学良避开日军，在中国各地移动。

     1946年，张学良被送往台湾，从此一直生活在那里。西安事变已经过去50 多年，张学良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与软禁期间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夫人赵一荻住在台北市郊的住宅里，安静地过着晚年生活。下面是张学良的一段 “自论”：

      “可以说，我整个一生的毁掉，都是由于日本。父亲的被杀，家庭被毁掉，我的财产被剥夺，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带头反抗日本侵略的，我是有反抗性的人。只要是我认为不合理的，不管对方是谁，都坚决反抗，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管他，坚决反抗。现在我90 岁了，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反抗过许多事情，因为我认为它是不合理的，权利也好，生命也好，什么都可以不顾。对不合理的事，我可以抛弃财产、生命反抗到底。我就是这样的人。”

     从那个不幸的日中战争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存在着对张学良来说不能讲出来的历史回忆。

         夏里据日本 NHK 电视台专题节目 《张学良现在开口说话——日中战争之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