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生物科学之父 著名的满族生物学家秉志先生

　　秉志先生是中国现代生物科学的奠基人，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学界老前辈。这位满族老前辈逝世至今整整三十一年了，其学术业绩在生物学界永垂不朽。
　　秉志(1886-1965)，字农山，别号际潜。满族人，翟佳氏，隶整蓝旗。祖籍吉林，生于河南开封(清代在开封有八旗驻防军，设城守尉)。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考中举人。1904年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于1909年考取第一届公费留美。到美国，考入康乃尔大学生物学系，受教于著名生物学家Needham先生。1913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被聘为美国sigmaxi学会会员，又进入费城生物学研究所，从著名神经学家Donaldson先生学习。
　　这位饱学西学的老前辈，并没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五十年代我每星期日都到秉先生家闲谈、吃饭。有一天饭后闲谈，秉先生谈到十七岁考京师大学堂的事，说那时八旗士子必须先到本旗报到，然后由本旗“模济格”带领报名投考。说到这里，秉先生问我这个“模济格”是个什么意思的满语词，我答复说，它是满语词mejige的音译，意思是通信员兼办事员，每一旗，每一甲喇(参领)，每一牛录(佐领)，都设有“模济格”一职，司理各项杂务。秉先生听了很满意，说至今深以未学满语为憾，并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以不致自己民族的语言失传。秉先生深爱自己的民族，因而热爱祖国。
　　秉先生1920回到祖国。一踏上祖国大地，秉先生立即满腔热忱地为开创我国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忘我地工作。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并首先根据中国的情况，编写了生物学教材。秉先生教授普通动物学。仅用了二、三年的时间，就把生物系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四年后，师生已达八十多人。当时，国家贫穷，学校经费不足，不少仪器无钱购买，秉先生发动师生动手制作，并自已节衣缩食，省下钱来添置一些实验用品。有两个暑假，秉先生带领学生前往浙江、山东半岛沿海为实验室采集标本。同时，秉志先生积极进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在秉先生的操持下，1922年8月18日，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成立了，秉先生被推任所长。
　　初创的生物研究所，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是由大学的老师兼职，他们与秉先生一样不支取报酬。主要利用寒暑假和课余，义务工作。开始，中国科学社每年拨给240元，只够一个公务员的薪水。秉先生多次用自己的薪金为研究所添置必要的仪器。在他的感召下，研究人员也自愿捐助一些现款和书物。勤奋结硕果，从1922年到1937年，生物研究所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研究所的规模发展了，人员由四、五人增加到三十多人，除了开展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外，还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写出的研究论文达数百篇，主要发表在研究所的专刊上。
　　1927年，秉志先生又创建了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该所由尚志学会支持，后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大力资助。设备较好，研究人员也较多，因此研究成果比生物研究所更多，秉志先生以爱祖国、爱科学的高度热忱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领导南北两所，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后，秉志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中国科联常委、全国科协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创始人、理事长，中国水产学会筹委，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委员，以及中国解剖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等多种学术团体的会员。
　　作为一个动物学家，秉志先生的学识是极为广博的。在青年读书时，他从昆虫学一直学到人体解剖学。从事研究工作又触类旁通，范围更广，他对于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昆虫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相当的成就，而尤其精于解剖学和神经学。
　　1913-1918年，秉志先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昆虫的形态学与生态学，发表论文三篇，是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声。1918年—1920年，秉志先生在韦斯特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的研究，发表论文二篇，对白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的研究很有创见。
　　全国解放后，秉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进行家蚕生理和鱼类的形态与生理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最后的十年，秉先生集中精力对鲤鱼的形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专著《鲤鱼解剖》和《鲤鱼组织》，全面充实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是科研与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五十多年里，秉志先生在科学研究方面成果累累，他生前发表专著五项，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他不仅做了大量描述性的分类学和形态学研究，而且在生理学方面也进行过不少实验工作。他的研究对象，大到老虎，小到摇蚊。从现有的活材料到古代的化石，他都研究探讨过。
　　1953年8月，身为人民代表的秉先生，就消灭钉螺，根治血吸虫病问题，分别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写信呼吁。他在信中写道:“顷因民间血吸虫病日益严重，秉志为良心所驱使，向卫生当局呼吁，皆对于捕灭钉螺(该虫的中间寄主)办法不以为然。今患病者日见其多……约为千万人左右，国家前途受其威胁……”秉先生还随信寄去了自己关于消灭钉螺的具体建议，秉先生作为一个动物学家，目睹寄生虫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万分焦虑。早在1952年9月，他就向卫生部门负责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但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因此，第二年他又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写信。
　　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成立时，毛主席转去了秉志先生的建议。中央邀请秉志先生出席防治血吸虫病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秉志先生因赴中国科学院的远景规划会议未能参加，但他心中挂念此事。特地向防治小组写了信，又一次陈述自己关于灭螺的意见。
　　秉志先生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关心国家大事。早在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留美期间也积极参加华侨的爱国运动，并与华侨一起组织中国人民外交会，为祖国宣传，秉志先生在旧中国度过了大半辈子，经历了清末封建王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他对旧社会的腐朽落后极端痛恨，故而真诚无比地热爱新中国。他深知人民江山来之不易，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抗战前节衣缩食所置的四所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他的三千册藏书，也留下遗嘱全部献给国家。
　　秉志先生曾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代表，河南省政协代表和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人民代表，以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关心人民生活，关心国家大事，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愧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他坚持出席各种会议，积极发言，到各处视察，常向人大常委会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秉先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于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自然科学事业。他的爱国精神，崇高的道德品质，对人民的赤诚热爱之心，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我于本世纪三十年代读书于北京大学农学院，蒙秉先生亲授生物学，受益甚大。五十年代，秉先生和我的另一位满族老师罗常培先生都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而且在同一座楼房。那几年我每到星期日，上午到罗先生家请教和闲谈，在罗先生家吃完午饭，下午去看望秉老师，闲谈一下午，在秉先生家吃完晚饭后回家。1959年秋，张春霖先生请秉先生、罗泽殉先生、金受申先生和我，在中关村恩成居吃了一次午饭。到1961年，我调到南京农学院教书，行前向秉先生辞行，当时老恩师身体尚健。后因诸种原因，未得再见一面。写此文，深怀崇敬心情，悼念恩师。